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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晚清最有气节的王爷,宁卖破烂也不做卖国贼,晚年屡获重用

2022-12-13 10:51来源:通历史网
    “皇帝的叔父卖破烂”,这句话或许很多人不信,但却是真实的。
 
    大陆解放前几年,北平通货膨胀严重,为了维持生活,载涛只能把家里不常用的东西卖给收破烂的。
 
    作为溥仪的皇叔,其实有两次“发家致富”的机会,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载涛
    一次是在1932年,溥仪重新当上皇帝后,曾给他发出邀请,请他到东北任职。
 
    一次是在日本人投降前,载涛的老朋友邀请他给日本人卖命。
 
    可无论是溥仪还是朋友,都遭到了闭门羹。
 
    载涛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宁愿卖破烂,也不愿意当亡国奴!”
 
    建国后,毛主席对他委以重任。
 
    作为晚清最有节气的王爷,载涛宁可卖破烂,也不愿意做卖国贼,晚年屡屡被领导人重用,为什么?
 
    清末重臣
 
    载涛,1886年出生在醇亲王府,5岁那年被晋封为二等镇国将军。
 
    他从小天资聪颖,被父亲醇亲王寄予厚望。
 
    只可惜三岁那年,父亲病重,临终前醇亲王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儿子,才会把他委托给心腹祥恒照顾。
 
    祥恒始终将载涛视为己出,让他从小练习武艺,读书认字,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原本两人相依为命,日子也还算幸福。
 
    但1897年,慈禧一个命令将载涛过继给奕谟,使载涛离开了相依为命的老管家。
 
    奕谟夫妇一直没有孩子,将他放在手心上疼爱,知道载涛在练习武术,给他买来十八般武器,供他训练。
 
    见他喜欢骑射,又为他找来各种名马,让他练习骑射术。
 
    虽然是继子,但是奕谟夫妇将他视为己出。
 
    1908年,溥仪继位,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辅佐溥仪管理国家大事。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没落,载沣虽然掌控了清朝大权,可是对内袁世凯虎视眈眈,对外列强入侵,内忧外患的处境让他疲惫不堪。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载沣效仿德国皇室子弟参军掌握军权的做法,命令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训练禁卫军大臣,并且派往德国留学。
 
    禁卫军是保卫皇宫的最后一道防线,挑选的战士都身经百战,皇帝把身家性命交给他们,可想而知载沣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在索米骑兵学校,载涛学习了驯养军马、改良马种等知识。
 
    由于奕谟夫妇从小给他找来各式各样的名马供他训练,载涛在这方面一点即通。
 
    回国后的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誓死不当亡国奴
 
    载涛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留学生,了解到中国的历史发展,他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朝代更替是常事。
 
    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更不能做背叛国家的事,尤其不能当汉奸!”
 
    因此在清王朝灭亡后,他可以问心无愧成为北洋政府的将军,也愿意领每个月600元的津贴。
 
    在他看来,自己是中国人,哪怕清政府不在了,他也可以接受政府授予的职位,但是绝对不为虎作伥,丧失民族大义。
 
    辛亥革命后,载涛的政治生活也告一段落。
 
    赋闲在家的他每天无所事事,要么在家里养花修身养性、要么养鱼逗鸟、再者和骑友赛赛马、在大街上欣赏风景。
 
    他的雄心壮志随着清政府一起灭亡,也告别一切社交活动。
 
    一开始,载涛还能凭借皇叔的身份享受优待,生活上倒也衣食无忧。
 
    只可惜1924年,冯玉祥带着兵马废黜了皇帝,所有清王朝的皇亲国戚不再享有任何优待,所有在北京的皇亲国戚都被断了生活来源。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载涛,一天比一天生活艰难,很快坐吃山空。
 
    为了维持生活来源,他只能把原来大气辉煌的府邸卖掉,在一个地处偏僻的老胡同购置一所小房子,过着隐居的生活。
 
    解放战争开始后,北平物价飞涨,钱不值钱,百姓的生活越来越拮据。
 
    载涛为了节约生活成本,把家里的奴仆都遣散,可即便如此,生活还是不乐观。
 
    他们家很长一段时间连吃饭都很困难,他看着空空的面缸,终日在家里唉声叹气,可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
 
    这天,他听到胡同里有吆喝声,他知道这是那些收破烂的人走街串巷来回收旧衣服。
 
    他趁四下无人,将收破烂的人叫到家里,挑选一些穿不上的旧衣服卖给他,换取金钱。
 
    只是这样的方式也不长久,收破烂的并不是每天都来,而是隔三差五来一次。
 
    但是换取的钱,又不够维持那么久,这又让载涛陷入困境。
 
    看着一箱箱的衣服,他想到一个好主意:到德胜门去摆摊!
 
    他把家里用处不大或者暂时用不上的旧衣服都挑选出来,分门别类打包好,第二天一大早和夫人骑自行车到德胜门外摆地摊。
 
    一开始,载涛的夫人还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身为皇亲国戚,竟然摆地摊卖破烂,太丢人。
 
    载涛严肃地告诉她:“我们凭靠双手赚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若我们不这么做,一家老小该怎么养活?”
 
    他的夫人听载涛这样一说,也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每次都高兴地和他一起去。
 
    德胜门外的早市,需要早上起来很早,否则就占不到好位置,那么这一天的销量也不会很好。
 
    为了早早赶到德胜门,载涛在天刚拂晓,就拿着行李,带着妻子来到市场,把打包好的行李放在自己落脚的地方。
 
    在早市还没开始的时候,两人就开始整理衣服,一件一件摆在地上,等待顾客前来挑选。
 
    这样早出晚归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多,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拒绝那些卖国贼抛来的橄榄枝。
 
    第一次是在1932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找到被废黜的溥仪,扶持他当傀儡皇帝。
 
    在溥仪的号召下,前清皇族中的许多成员都纷纷投靠日本人,成为他们的一枚棋子。
 
    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溥仪没有忘记载涛,他专门派人来北京劝说载涛到东北和他一起为“伪满洲国”效力。
 
    无论溥仪派多少人来,载涛都坚定地告诉他:“我宁愿饿死,都不会做背叛国家的事!”
 
    第二次有人向他抛出橄榄枝是在日本投降前。
 
    载涛多年好友、一直为日本人效力的王揖唐预测到日本将要战败后,想到了归隐的载涛,专门到他府上拜访。
 
    王揖唐开门见山说:“涛贝勒,你是清王朝的皇亲国戚,又是有能力掌管军队的人。如今我年事已高,不行了,求你帮帮我。”
 
    载涛一听,大吃一惊,心想:“他今天来到底有何用意?”但是载涛并没有接话,而是继续听他讲述。
 
    王揖唐一把鼻涕一把泪讲述自己的遭遇,原来他是担心自己当汉奸的罪名逃不过去,想要找到一个更加有影响力的人来顶罪。
 
    载涛连忙站起来,向他作了个揖,略带抱怨地说道:“我可没那个命享受小汽车带来的便利,我觉得骑自行车就很不错。”
 
    或许是他这番傲骨,让毛主席愿意成为他的伯乐。
 
    遇到伯乐
 
    载涛之所以能得到毛主席的重用,是因为他的一技之长。
 
    在管家和养父母的栽培下,载涛在骑术上的造诣炉火纯青,再加上他曾经出国进修过,对马匹的研究也是一绝。
 
    随便一匹马从他面前跑过,他能清楚猜出这匹马的年纪,单凭观察,就能看出哪匹马是骑马,哪匹马是驭马,哪匹马是耕马。
 
    在改良马种方面的造诣无人能比。
 
    载涛在山老胡同居住时,西扬威胡同有个出了名的马号,这便是他养马的场所。
 
    马场里养着五匹马:两匹是专门拉车使用的;一匹马是给夫人出行准备的;剩下的,则是载涛专门用来练习骑术的。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攻进北平,他们不允许北平的百姓再度使用马匹。
 
    载涛得知后,怒火中烧,一气之下把所有马匹和马车都变卖,还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骑马。
 
    但他没想到,自己的这些技能能够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1950年6月,当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向周总理介绍载涛,并且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周总理对载涛的事早有耳闻,宁愿摆地摊卖破烂维持生计,都不愿到伪满洲国和日伪政权任职,从这一点上,就很让人敬佩。
 
    经毛主席批准,载涛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此期间,周总理特意找到他。
 
    周总理用钦佩又满含歉意的态度告诉载涛:“载涛先生,十分抱歉,我竟然把您给忘记了。”
 
    载涛没想过周总理会如此重视他,还特意找到他道歉。
 
    他不过是一介平民,如何能得到周总理这般重视?对此载涛受宠若惊。
 
    道歉之余,周总理还诚恳地请载涛向政府提出建议,帮助政府改进工作,为新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
 
    载涛很感激周总理对他的器重,但他已经三十年没接触过政治上的事,对社会的发展一无所知。
 
    他也不相信自己能提出什么对国家有建设性的议案,只能一脸愧疚地找到李济深和蒋光鼐(nài)商议。
 
    两人看着载涛,笑着说道:“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只需要做你擅长的事即可!既然你在马上面是专家,不如就提个军马方面的建议吧。”
 
    载涛听后茅塞顿开,他除了早年在法国留学外,还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学习过,回国后又潜心研究了一段时间。
 
    他激动地回到家里,经过一番思索后,拟定出一份“改良马种”的提案。
 
    李济深和蒋光鼐看后都觉得这份议案很好,愉快地接受载涛的邀请,三个人在上面签署姓名后,交给周总理审阅。
 
    周总理对这一提案尤其重视,审核后立即提交毛主席过目。
 
    毛主席看过后也觉得这一议案很不错,对载涛的学识和见识大为赞赏。
 
    他立刻批示组建军马局,把载涛的提案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朱总司令也发出指示:“马政局归炮司领导,为加强国防建设,应该重视军马的发展。”
 
    经过周总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批准后,我国正式筹建马政机构。
 
    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亲自下令,聘请载涛为马政局顾问。
 
    载涛上任后,以马政局顾问的身份四处视察,积极工作,不遗余力。
 
    为了感念毛主席的赏识之恩,他不顾身体年迈,每天坚持骑自行车到离家20多里的马政局上班。
 
    自上任两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也从未偷懒,兢兢业业传授改良马种技术。
 
    毛主席知道后,批准载涛可以在家办公,不必每天历尽千辛万苦赶到马政局工作。
 
    关怀爱新觉罗氏
 
    如果说把载涛提议任命为马政局顾问视作是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毛主席拿出稿费为他修缮住房,则更让他感受到毛主席的关怀备至。
 
    这天,载涛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他匆匆忙忙要告假回家。
 
    其他参会的同志都不明所以,什么事能让如此惊慌失措,都纷纷询问。
 
    载涛这才幽默风趣地说道:“天有不测风云,家里人来电话,说房屋塌陷一个角,可我没钱请人修理,只能匆匆赶回去修补。”
 
    堂堂皇叔,竟然连房子都修不起?
 
    其实载涛没有夸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变卖房产和衣服的收入,早已花费得所剩无几。
 
    自从优待条件被取消后,载涛便节衣缩食,国家给了他这么好的工作,按理来说他是不缺钱的,那么他的钱都花费到哪里呢?
 
    帮助国家经济发展,他知道国家刚刚成立,经济落后,因此捐献飞机、大炮总共400万元;购买公债1000份,约2000万元;兴业公司入股500万元;
 
    积极捐献爱心,在得知其他地方发生水灾后,主动捐款约400万元;
 
    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他前妻的埋葬和迁移费在1800万元以上。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载涛每月的薪金是1243000元,房租66万元,一家老小的花费在200万元左右。
 
    当然,导致他出现短暂性的经济困难,还在于他大量购买国家债券和慷慨捐赠,
 
    这是他作为新中国公民的一种爱国方式。
 
    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后,他特意说道:“听说载涛经济上遇到困难,房子破损,都没办法修。你们从我的稿费里拿出一笔钱,给先生修房,他毕竟是皇叔嘛!”
 
    章士钊受到毛主席委托后,拿着稿费几千元送给载涛,他没想到毛主席会对他如此关心,内心十分感动。
 
    送走章士钊后,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提起笔再一次给毛主席写信,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
 
    除了关怀载涛外,毛主席还对其他爱新觉罗家的人十分照顾。
 
    1955年7月5日,载涛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休息时,毛主席对他说:“你最近和溥仪还有联系吗?”
 
    载涛听到溥仪的名字后,赶紧摆摆手,溥仪如今是战犯,谁敢和他联系?
 
    他担心和溥仪有联系,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毛主席却说:“听说这段时间溥仪表现很好,改造得不错,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
 
    载涛以为毛主席不过是客套两句,敷衍道:“好,有时间我去看看他。”
 
    但是没想到大会结束后没多久,北京市政府派人来到载涛住所,对他说:“毛主席有一个任务交代给你,这个任务是让你去看看多年不见的侄子。”
 
    载涛没想到毛主席会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一时间感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工作人员贴心为他们安排看望溥仪等人的具体事宜,还为他们裁制新的衣服。
 
    当溥仪看到皇叔载涛和三妹、五妹后,满脸震惊。
 
    自从被关押到战犯所后,再也没人来看望过他,都恨不得和他分清界限,担心被牵连。
 
    “你们怎么来了?”
 
    “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看看你,彭真市长还特意为我们做了一身新衣服。这次来看你,国家承担全部费用,我们应该发自内心感激毛主席!”
 
    “我会的!”溥仪不住点头。
 
    这次会面,他们不再是封建王朝的君臣,而是亲近的叔侄。
 
    几个人相互诉说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思念,这种久违的亲情,让几人多次落泪,对毛主席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更加深厚。
 
    载涛把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和毛主席、周总理夸奖他们爱新觉罗成员在监狱中的进步、关心溥仪学习的事,都讲述给溥仪,希望他能在监狱中好好表现。
 
    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
 
    毛主席根据溥仪的特长,亲自为他安排工作,还多次在接外宾时,向他们介绍溥仪,希望他们多去看望溥仪。
 
    得知溥仪的两个妹妹生活艰辛,毛主席又指示彭真,让北京政府购置棉衣等生活必需品给她们送去。
 
    载涛和溥仪都很感激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国家岗位上发挥余热。
 
    抗美援朝开始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奔波于东北、内蒙古,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输出军马作战。
 
    他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一定当好人民的弼马温”的诺言。
 
    1969年,载涛因偏瘫卧床不起,无法继续工作,他便安心在家养病。
 
    但是国家没有忘记他,常常派人到他家探望,帮助他解决就医困难的问题。
 
    1970年9月2日,载涛因病去世,被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虽是清王朝的“皇叔”,却被安排在革命公墓,可见国家对他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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