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战最耻辱一次：解放军整连集体投降(3)

    附记：文中的“我”原为陆军某师361团三营机炮连战士，亲历1979年3月8日发生在越南纳隆公路捉获6名裸体女俘战斗，并荣立三等功。现为桂林市某政府机关副局长。经我军保卫部门查实，6名女俘为越军第一军区346师医院医护人员。被打死的男中校为该院副院长.

 

    1979年3月15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结束。之后的一、两个月里，还有少数被判失踪的我军官兵经过艰苦跋涉陆续归队，他们形容枯槁，遍体鳞伤，但逃过了被俘的厄运。

 

    5月初，经国际红十字会调停，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越方的名单上，我方战俘共有239人，其中448团就占了202人(后来1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238人)。

 

    我方在这场30天的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的较量中被活捉，但其中不少是越南政府临时武装起来的边境居民，没有军籍，根据国际法不能算是战俘。后来两国约定交换俘虏前，我方就用车将这些人送到边界无人地带就地释放，而对在押的越南人民军、公安军战俘则如实登记造册，共记 1636人。

 

    1979年5月19日，我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单方面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遣返一批越军被俘人员。

 

    5月21日，双方首次交换被俘人员，大批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站在越方一侧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本来开战之初越方就邀请了日本共/产党《赤旗报》着名记者高野功，但此人已在谅山前线死于我军炮火)，我方请来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媒体，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当时，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红底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气氛热烈，展示了泱泱大国的博大胸怀。

 

    因为双方事先已就战俘名单反复核查过无数次了，交换仪式很简单：双方红十字会代表按预定程序来到相应地点，在联合国代表多米尼克.保梅尔的监督下交换正式花名册，之后各自逐人清点核实，均无异议后便对对方战俘予以放行，同时接受己方战俘。

 

    我方被俘人员中绝大多数一迈过分界线就马上脱掉越方发给的衣服，扔到地上践踏，或者揉成一团回头掷向越方。他们赤着身体扑向久别的战友，嚎啕大哭，有的扑倒在地，泪流满面亲吻祖国的疆土。但是，其中有七名女俘，她们紧咬着嘴唇，没有一滴眼泪，只是木头人一般黯然地走了回来，那情景，令人不忍萃睹。

 

    越方的政工军官也与自己的归俘拥抱，同时却低声命令他们扔掉我方所赠予的物品(军用挎包、毛巾、口杯等)，但越南毕竟物资匮乏，归俘们舍不得，政工军官们便动手抢夺，丢到路旁，不少归俘又跑过去捡。这乱哄哄的一幕被各国记者纷纷摄入镜头，令越方丢尽面子。

 

    1979年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交换战俘，遣返的人数也最多。就在双方战俘陆续走过边界时，一名越军战俘突然走出队列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领导人黎笋“背信弃义，破坏越中友谊”，表示愿意留在中国“与兄弟的中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联合国监察官因此暂停交换，约集双方代表紧急磋商。这一突发事件当然令越方措手不及，之后越方便火速送来了昆明军区第11军一名在开战前叛逃的士兵，让他宣读一份匆匆起草的声明，谴责中国侵略、要求留在越南定居云云。在各国记者看来，这当然是牵强附会，因为叛逃者毕竟不同于战俘，但这还是让越方自感少了些许尴尬。

 

    交换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南宁市郊吴墟机场的“学习班”。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数人被判刑。150师448团8连原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均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