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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既是“慈善家”也是侵略战争的幕后推手

2022-12-23 12:22来源:通历史网
  预计从2024年开始,日本新版货币将在市面上流通,1万日元上的人物肖像也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福泽谕吉换成了涩泽荣一,后者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规律,凡是在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这一段时期,崭露头角的日本历史人物,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直接或者间接的推动了侵华战争,涩泽荣一当然也不例外。
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生于1840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他死的那年是1931年,爆发了9.18事变,他的一生历经德川幕府末期、明治、大正、昭和三任天皇,可以算得上是日本近代史的见证者,如果去网上搜索关于他的资料,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这一点我一直持怀疑态度。
 
  这些评价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靠谱吗? 涩泽荣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研究这个人物的意义何在?本篇文章,我将带大家穿过历史的迷雾,去揭示这一段历史的复杂性。
 
  资本主义与对外侵略
 
  从涩泽荣一的一些行为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因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推崇“义利合一”,就是赚钱的同时把符合道义的好事给做了,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论语和算盘》,将《论语》当做自己的经营哲学。
 
  他曾数次发起对中国的救灾行动,19世纪80年代,涩泽荣一就意识到中国消费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尝试了一些普通的商贸活动。
 
  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行动,他是持支持态度的,作为当时日本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涩泽荣一的影响力巨大,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又在底层逻逻辑上,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高度统一,这是为什么呢?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变革的黄金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实现工业化,将日本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具备三大核心要素,分别是:资本、原材料和稳定的消费市场。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初期,这三个核心要素,日本是要啥没啥,黄金是作为世界通用货币,也是最重要的金融资本,19世纪50年代前后,日本的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是1:5,国际市场上是1:16,不少西方资本家嗅到了背后的机会。
 
  他们用银元在日本大量套购黄金,再到国际市场上谋取暴利,这样一来造成日本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失,其次,日本先天的资源匮乏,工业原材料储备严重不足,火山和地震的资源倒是很丰富,比如铁矿石,铜矿这些最基本的生产原材料,都需要用黄金从海外进口。
 
  这就导致工业原料的成本居高不下,那么生存出的商品在国际上就缺乏竞争力,所以导致明治维新早期,受制于原材料的匮乏,只能侧重发展纺织类的轻工业。
 
  最后,也是最难解决的,那就是消费市场的问题,工业化生产的商品要卖出去,才能够赚取利润,这些条件具备了之后,才有可能玩转资本主义。
 
  明治维新时期的变革并不彻底,遗留了不少德川幕府末期的包袱,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封建落后的农业并存的现象,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畸形扭曲,这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点说就是,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原来的封建贵族和大地主,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趁着社会变革,变的越来越富裕,而平民的土地被兼并之后,生活更加贫困,没有钱消费资本家生产的商品,
 
  所以从维新初期,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与国内经济脱节的,本土没有稳定的消费市场,带动不了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循环,而当日本的资本家打算去海外寻找消费市场的时候,发现早就被西方列强瓜分干净了,只能啃点骨头。
 
  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是生不逢时,而且维新派本身就是一群造反的下层武士,武士道思想贯穿始终,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能够实现日本崛起,必然走向对外侵略和掠夺。
 
  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底层逻辑之中,可以找到涩泽荣一矛盾行为的合理的解释,多次发起和参与对中国的救灾行动,并不是出于善良或者仁慈,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消费市场。
 
  赈灾就可以塑造“慈善家”的形象,从而有利于日本商品在中国倾销,同样,涩泽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也是为了的资本主义发展,通过侵略战争,获取大量的白银,从而逆转黄金储备的劣势。
 
  甲午战争的清政府的赔款是2.3亿两白银,折合3.65亿日元,相当于1895年日本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再通过割地获取廉价的工业原材料,降低产品出口的成本,所以涩泽容一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有着高度统一的目的。
 
  日本近代产业之父
 
  那么涩泽荣一对日本维新时期的工业化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为啥被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他的作用,堪比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对中国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涩泽荣一参与创办的近代企业多达500余家,几乎遍布日本近代所有的产业部门,所以“日本的资本主义之父”,并非浪得虚名。
 
  1840年,涩泽荣一出生在一个经商世家,在德川时期,商人也被称为“町人”,他从小学习汉学,熟读儒家经典,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帮父亲打理家业,虽然家庭比较富裕,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常被大名(贵族)催着捐款。
 
  武士经常上门对他家敲诈勒索,这让涩泽从小对这种制度恨之入骨,1854年,黑船事件之后,日本被美国等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沦为半封建本殖民地社会。
 
  随着西方商品的流入,日本与西方的交流越发频繁,涩泽容一跟随德川庆喜到欧洲游学,这一出去就傻眼了,西方的工业化时代让他大开眼界,蒸汽机、火车等先进的工业产品,让他大为震撼。
 
  由于明治政府缺乏精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才,一时间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局,涩泽荣一回国之后就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在西方游学期间学到的知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立志要推动日本实业的发展,将西方的股份制度引入日本,推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建立货币和银行体系、还培养了一群擅长经营的商人,搞起了产业孵化,最终成为当时日本工商界教父级的人物。
 
  涩泽荣一如果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你只要去网上搜索涩泽荣一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积极正面的,因为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能作为日元的肖像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警惕的,这也是研究这个人物的最大价值所在,毫无疑问的是,很多关于涩泽荣一的资料,大多数是基于日本人的视角和立场。
 
  侵略战争的帮凶
 
  作为信息搜索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如果无差别的接受这些信息,显然是盲目的,今天面对浩如烟海的资讯,我们需要用一套思维方式来加以辨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这个道理。
 
  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如何看待和评价涩泽荣一显然更不容易,也更重要,历史观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看待历史人物,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从哪个民族的立场出发?否则结果就失去了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理、中、客” 们常常,以理性、中立、客观来看待历史问题,我对此的观点一直持怀疑态度,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很难界定什么是客观,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然科学的客观来源于能观测、可重复验证的实验,物理实验不会因为是在美国做的,就带有“”霸权效果“”加成,所以自然科学需要客观,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一样。
 
  社会科学并不存在统一的判定标准,全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有着各自的历史叙事和政治传统,一个民族的光辉史,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民族的屈辱史。
 
  比如,历史上法国人的荣耀,却是德国的耻辱,对同一段历史事实的理解和看法,必然是带有各自民族烙印的,立场和视角不同,其结果自然也不同。
 
  古话说的好,“彼之英雄、我之仇寇”,所以涩泽容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从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甲午战争之后,涩泽荣一作为日本工商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多次支持日本的侵略行为,早已沦为侵略战争的帮凶。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本身对中华民族而言,就是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垄断资本财阀绑架了日本的国民经济,成为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幕后推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短短50年的时间之内,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从日本的视角来看,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以来引以为豪的历史。
 
  而对我中华民族而言,明治维新给近代的中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痕,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推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人物,涩泽荣一为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所以站在民族历史观的角度来看,涩泽荣一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当分析涩泽荣一这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又要像这敌人学习,这又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教诲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的“拿来主义”,非常有价值,他认为只要是好的东西,哪怕它的“出处不好”,也应该“拿来”不需要纠结于好的东西的来源是哪儿,“拿来”便是。
 
  早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悟出一个道理,要善于学习敌人的长处,谁有优点,就应该向谁学习,谁有优点,谁就是老师,哪怕这优点是敌人的,哪怕这老师是敌人,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向一切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汉唐时期之所以国力强盛,就是善于学习外来的事物,把这些东西当做“俘虏”,为己所用,“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才是汉唐气魄。
 
  比如,鲁迅号召有志青年要敢于和黑暗的旧社会斗争到底,就需要一种韧性,不妨学习一下地痞无赖,他们就有一种无赖精神,非常有韧性。
 
  广东人非常迷信,但是鲁迅先生看到了这种迷信带来的一个优点,就是做事情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辩证的分析事物才能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同样的道理,涩泽荣一这个强大的敌人,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涩泽算得上是第一批自费留学欧洲的日本人,时间虽然非常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相当于现在去欧洲读一个水硕的时间,但是涩泽容一给日本带来的实质性改变,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1867年,在游学欧洲各国期间,涩泽被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所震撼,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国力空前强盛。
 
  法国的万国博览会陈列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然而最让涩泽感到巨大反差的是,商人在社会地位悬殊的问题,在法国的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关系完全是平等,而在当时的日本,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涩泽敏锐的意识到,发展工商业是强国的根本之所在,但是日本当前的这种轻商贱商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日本的近代化。
 
  1869年,涩泽回到日本之后,先是在大藏省任职,大藏省就是明治政府的财政部,他先后参与了关税、货币、国债发行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将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移植到日本。
 
  在这期间,涩泽容易悟出了一个道理,“欲强国必富国、欲富国必隆盛商工业,政府之官吏凡庸无妨、商人必为贤才,商人贤、则可保国家之繁荣”。
 
  翻译成白话就是说,要让国家强盛必须先富起来,富国的第一步就是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商业,政府的官员蠢一点没啥关系,商人一定要是精英阶层,这样才能让国家繁荣富强”。
 
  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心态开始影响涩泽荣一,所以没过多久,涩泽就“弃官从商”了,企图通过参与工商业实践,改造日本社会,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幕府遗风
 
  当时整个日本沿袭了德川幕府的遗风,整个社会按照,“士、农、工、商”的尊卑顺序运转,这四个等级各司其职,世袭罔替,彼此之间等级森严,难以逾越,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
 
  除了武士道之外,日本还有农人道、商人道,不同社会阶层的所信奉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武士轻生死,重承诺”,而商人“轻信义,重金钱”。
 
  商人和手工业者被统称为町人,约占总人口的5%,虽然经济收入却高于武士和农民,但是社会地位低下,町人甚至没有资格和武士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行人遇见武士必须避让行礼,要是对武士怠慢无礼,那么大概率会享受“一刀斩”服务,直接领盒饭。
 
  最气人的是武士不必负任何责任,武士由于完全脱离劳动生产,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主君发放的俸禄,这导致德川幕府末期,整个武士集团的衰落,下层武士变得极端贫困,穷的只能吃土,为了生存常常向商人借贷为生。
 
  士魂商才
 
  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下层武士穷困潦倒,再加上当西方列强殖民日本,这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让德川幕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商人的诉求是提高社会地位,武士的诉求是物质匮乏,国家的诉求是反对西方殖民。
 
  那么明治维新的本质就非常清楚了,是一场由下层武士、联合大商人和大地主发起的一场造反运动,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强国,涩泽荣一就像一个产品经理,看到了整个社会的痛点。
 
  当时的绝大多数武士鄙视工商业,而且日本自古以来尊武士,以做商人为耻辱,涩泽深知此乃本末倒置,这无疑是维新运动最大的思想障碍。那么究竟该如何提高日本商人的地位呢?
 
  在这个问题上涩泽荣一完全不走寻常路,他的想法不光是单纯的提高商人的地位,而是忽悠武士转型成为商人,将二者融为一体,他设计的这个产品叫做“士魂商才”。
 
  可以简单理解为,拿出武士道的精神去做生意,不要整天只琢磨如何砍人,穷的都快讨饭了,还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商人也别只顾着赚钱,要像武士一样讲信用,商品质量出问题,可以切腹谢罪。
 
  涩泽荣一并不是完全弄出一个新概念,而是基于当时日本社会的国情,因势利导,这种改革的成功概率就高,除了在理念层面之外,在具体的方法上,涩泽荣一弄了一套完整的落地计划。
 
  他极力推广工商业教育,为日本培养人才,他创办了许多教育机构,实业类学校48所,女子学校27所,及其他类别的学校89所,这给当时武士阶层的转型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为日本近代工业化培养了一批人才。
 
  涩泽荣一提出的“士魂商才”,要求商人具备“士魂”,这一点之所以在日本极具号召力,是因为日本的武士道吸取了中国儒家和佛教禅宗的思想,但是抛弃了儒家最核心的概念“仁”,只强调“忠”,以至于演化为极端的“愚忠”。
 
  最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 如果只看“士魂”的一个侧面,其目的是引导商人去思考,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运行中长期发挥作用,不被眼前利益迷惑,塑造商人的爱国意识,从而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从这一点来看,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误解,好像金钱至上,奢侈无度就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次思想启蒙,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产生过程,为什么这种启蒙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
 
  我们不妨先研究一下西方的资本主义,其思想根源是宗教,开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此后西方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之前天主教最大的一点区别就是,在财富观上的变化。
 
  宗教改革以后,新教认为财富是上帝私有的,创造财富就是在帮上帝管理财产,教徒就成了基金经理的角色,而客户是上帝,所以绝不能亏本,于是挣钱这件事,自此洗掉了道德上的污点。
 
  新教徒们开始放开手脚,大胆创造财富,而且既然财富是上帝的,那么即便再有钱也不能拿来享受或者肆意挥霍,创造的财富应该积累下来,用来继续创造财富,为上帝的财富增值,最后这些钱可能会被捐赠给学校或者医院,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底层逻辑。
 
  以挣钱为荣,以肆意挥霍为耻的社会伦理,让西方的资本家努力积累财富,但是在生活上精打细算,粗茶淡饭,美国的最早一批清教徒移民,就是新教的一个分支,把这种特质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社会伦理本身是宗教赋予的,但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的积累。
 
  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来源于宗教,在资本家眼里,金钱的精神意义远大于其使用价值,所以在无止境的追求财富的同时,又非常节俭,这被他们视为一种“美德”。
 
  然而他们对于其他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是冷血无情的,因为这些人和他们眼中的“人”不是一个概念,而资本主义会走向帝国主义,其本质也是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其他种族和文明。
 
  武士道的宿命
 
  涩泽荣一知道当时的日本社会不可能集体信仰基督教,但是武士道却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把武士道和商人道整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伦理。
 
  从思想理念到具体操作,涩泽荣一改变了日本的近代历史,然而个人在历史洪流面前显得很渺小,没有所谓的涩泽荣一时代,只有时代中的涩泽荣一。
 
  所谓的“天降猛男”不过是唯心主义所鼓吹的“英雄史观”罢了,决定日本明治维新走向的主要矛盾是甲午战争,如果战败的是日本,即便有20个涩泽容一,那么明治维新必然会破产。
 
  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米价持续上涨,维新政府是一群武士掌权的政府。
 
  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将武士定义为:杀人、抢劫、强盗,所以明治政府自然会举起屠刀砍向中国,对外侵略扩张就成了必然,然而明治维新的所谓的“文明”成果,最终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只野兽,与文明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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