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苏秦、张仪来回跳槽，为什么没人骂他们不忠呢？

    秦时期，各国之间人才流动十分频繁：卫国人商鞅在秦国变法，为秦国成为超级强国奠定基础；东周王畿（洛阳）人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六国对抗强秦，使秦国不敢东进；魏国人张仪任秦相，以连横破合纵，后又奔魏任魏相。

    先秦名臣们就像现代社会在公司间跳槽一样频繁的游走在各个大国之间，一个卫国人，可能出任秦国丞相，数年之后又变成楚国的令尹去攻打齐国，当时的人民都习以为常，根本没有人认为他们不忠，这在宋明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宋明时期的儒家讲究“忠君”、“从一而终”，如果以此来衡量先秦诸贤，他们恐怕都是不忠不义之辈。

    那为何先秦会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儒家思想还没有占到主流地位吗？其实不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对于“忠”的定义不同于后世，先秦诸贤的表现不仅仅不是“不忠”，恰恰相反，那个时候他们所践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忠”。

    在宋明之前，忠的含义并不是“忠君”这么狭隘，忠的对象也并不是只有君主而已，忠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

    在《论语》中前后一共出现了十六次“忠”字，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忠”只是人的一般优良品质，并非“君臣专属”，对象可以是君，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人，而且是不分高低贵贱、不加区分的任何人。

    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敌夷，不可弃也。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忠的对象都是人，或者讲真话，并不一定是忠君爱国的忠。而孟子对于忠的定义则更加明确，孟子认为这是人性善的一种，或者是完善人格的体现，孟子曰：“教人以善谓之忠”。

    而随着儒家的发展，尤其是在汉、宋、明、清等朝代的不断发展，儒家占据了这几个朝代思想的主流（除了西汉汉武帝前期之前的这段时间），而儒家也被统治者所利用，将“忠”变成了臣子对君主的专属特性，只有“君”才能成为“忠”的对象，忠的范围就被大大的缩小了，但是专一程度却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忠”的特性也压抑了其他其他人性，渐渐的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程度。

    如果以明清时期的观点来看，商鞅、苏秦、张仪等人背叛自己的祖国，在敌国为官，而且还帮助敌国攻打自己的祖国，这样的人非但是不忠，而且是大逆不道，应该被永远的钉在耻辱柱上，哪有他们在先秦时期呼风唤雨、名垂史册那样的机会，而这一切都因大家对“忠”的理解不同，商鞅、苏秦、张仪等人他们“忠于”欣赏他们才能的秦君、六国君主，而不去理会他们是否是自己祖国的君主，这是他们对于“忠”的理解，也是“忠”本身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