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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023-02-04 09:01来源:通历史网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号召城市中的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中的广阔天地中,用汗水与勤奋开辟新道路。
 
    而1969年则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广大城市青年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挽起裤腿、用尚且稚嫩的肩膀背上锄头,走进了田间地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据资料记载,自1968年起,至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整整十年间,共有近2000万名知识青年加入到了这场堪称颠覆性的特殊运动中。
 
    而这场运动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本应为新中国工业化贡献力量的城市劳工,却走进了大山深处。
 
    要知道,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了以最快速度提升综合国力,改变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之事实,制定了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其中就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力求使新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应当吸引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
 
    可为什么偏偏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城市青壮劳动力到农村去?而毛主席做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定,又是基于何种考虑呢?
 
    “一五”计划后的困局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就代表着,曾经的个体经济及小集体经济也被划入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范畴内。
 
    改造完成后,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的政策,城镇劳工不需要费尽心思的找工作,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国家分配就业岗位。
 
    数据统计,1952年时,城镇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已有883万之多,但是等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这个数字已经缩减到了15万人。
 
    而如何妥善安置缩减下来的劳动力,这就成为了新中国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因为彼时的中国将目光转移到了重工业发展上来,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在战争废墟上一步步建立起来的,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才能实现蜕变。
 
    据资料统计,到了1957年,我国新增加的城市总劳动人口已达到了1300万,而落后的重工业只能提供不足百万的岗位。
 
    这也就意味着,有将近1200万的城市劳工赋闲在家,并且当时我国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而迎来新生活的中国民众,他们的生育意愿又异常高涨。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的增加幅度其实是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
 
    综上所述,一方面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而另一方面轻工业又在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处于滞缓状态。
 
    落后的重工业和滞缓的轻工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
 
    这就使得本就矛盾的就业问题日益尖锐,而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为当时城镇人口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国家承担。
 
    同时,亟待发展的重工业也需要坚实可靠的农业作支撑,而农业的发展又和科学技术的提升息息相关。
 
    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文化素质低,缺少技术人员的指导,这是农村经济长期滞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农业基础,毛主席便提出了鼓励城市青年到农村就业的想法。
 
    1958年,叶剑英元帅也提出了“城市人口太多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改造自身最好办法”的口号。
 
    可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仅可以解决城市就业难的困境,而这些有文化、年轻力壮的青年劳动力,就像一汪清泉,给农村带来了新的活力。
 
    话又说回来,发生在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分为不同阶段的。
 
    规模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其实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68到1978年的这个阶段。
 
    而在此之前,中央其实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市青年劳动力到农村去就业。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的文章发布不久,195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为了让这些城市青年能够在广大农村实现自己的抱负,发挥更大的价值,政府还命专人动手编制了15年上山下乡的安置规划。
 
    而在这样的号召下,城市中的青年学生也把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当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一部分城市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前往大山深处的农村里就业。
 
    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数天津户口的女知青“刑燕子”。
 
    1958年,刑燕子初中毕业,这个17岁的女青年响应号召,一头扎进了黄土地中,和宝坻县司家庄村的农民们一起劳动。
 
    司家庄村的情况较为特殊,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刑燕子知晓情况后,便带领村子里的女团员们组织起了“燕子突击队”,专门攻坚克难。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知识青年们都把“做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当作一件很光荣的事,这些来自城市中青年男女们自愿投身到偏远地区,为国家农业发展出一份力。
 
    截止1958年底,全国共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这对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促进农村农业发展来说,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都是较为积极的。
 
    而这,也让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们看到了新的曙光。
 
    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高潮
 
    1958年,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工业发展进入了关键阶段,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
 
    城市职工的就业率也在逐年增长,这代表着建国初期的城市就业困境在慢慢改善,如此一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便处于了停滞状态。
 
    然而,没过多久,城市职工就业率再次呈现出长久低迷状态。
 
    1960年,新中国领导人们为了重组呈畸形状态的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调整原本就呈畸形状态的经济,压缩基本建设项目,精简职工,这样一来,城镇赘余的基本建设项目便得到了很好地改善。
 
    不过,基础建设的精简也导致城镇就业压力的骤然增大,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又被提到了风口浪尖。
 
    数据统计,截止1960年底,全国共有1.29亿城镇人口,而此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期,为了渡过困境。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们带头吃苦,毛主席给自己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周总理给自己定量是24斤。
 
    而当时绝大多数成年干部报的定量是28斤,见领袖们都如此,其他干部们也纷纷效仿,主动减少了自己的粮食定量。
 
    上行下效,有了领袖带头的带头作用,1961年,为了压缩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中央决定,三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的城镇人口。
 
    1964年,国际局势紧张,毛主席出于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考虑,发表了有关“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怀着满腔热情参加农业生产运动,然而,要说起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应当在1968年。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大手一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城里干部,要动员自己的子女……各地农村同志也应欢迎他们去。”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而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北京市长辛店中学高二班的女学生蔡立坚。
 
    她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早在1966年的时候就随队去过延安插队,北京离延安有九百多公里,为了节省开支,一行人从北京出发,决定徒步前往延安。
 
    途中即使再累再苦,蔡立坚也没有抱怨过。队伍途经山西省榆次县杜家山时,蔡立坚看到这个仅有5户人家的小山村非常穷苦。
 
    便决定留在杜家山,帮助杜家山村的乡亲们建设山区。后来,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杜家山村的建设,蔡立坚还专程赶回学校,毅然决然地办理了相关手续。
 
    并在1968年再次返回杜家山村,成为杜家山村的编内社员,用自己掌握到的专业知识,带领乡亲们开垦荒地,打坝造田。
 
    为了表彰蔡立坚的精神,当时报社还对蔡立坚进行了 追踪报道,据统计,蔡立坚带领同学们和杜家山村仅有的5户社员,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垦出了300亩田地。
 
    让杜家山村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一万斤增加至11万斤,而这些,都是知青和社员们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
 
    在蔡立坚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知青告别学校,来到偏远山区参加劳动,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反哺着养育了他们的中华大地。
 
    那个年代的知青大都如此,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为了新中国的发展,甘愿在艰苦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
 
    而这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最终在1978年宣告终结。
 
    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终结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最初的时候,确实是积极意义的,在毛主席最初的设想里,是想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让这些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但是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当时,知青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知青下乡后基本生活设施得不到保障”一事告知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信后,潸然泪下,并专门给其寄去了300元钱,帮助其改善生活。
 
    而知青李庆霖的境遇并不是个例,到了1978年,全国下乡插队的知青人数达到了2000万之多,如何妥善安置下乡的知青们,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1973年,毛主席也觉察到了知青下乡运动中出现的困境,便先后组织了13个调查小组,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一些问题逐渐浮现到了水面。
 
    1973年,“第一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知青的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做了总结,也由此拉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大幕。
 
    为了妥善解决返城后知识青年如何安置的问题,中央还召开了几次专门会议,并商讨出了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两招一征”的方式实现,另一种则是通过“两退”的方式实现。
 
    所谓“两招一证”就是学校招生、工厂招工、军队征兵,一些运气较好的知识青年可以返城进入技术中专或者是大学就读。
 
    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工厂也给这些知青们提供了较好的就业岗位,除此之外,军队也成为一部分知识青年返城的主要途径之一。
 
    没能通过以上途径返城的青年们也可以通过“两退”的方式返城,所谓“两退”。就是病退和困退。
 
    国家考虑到一部分知青确实因为自己身体原因或者家庭原因,无法承担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一系列困难,便安排其有序返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成为广大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契机,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城,至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宣告结束。
 
    对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这场规模宏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地震般的影响,而这场运动也将成为他们心中最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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