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兵力严重不足，一位官员告诉崇祯皇帝，为什么反贼越剿越多

    【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寅，初二日】

 

    崇祯皇帝在中极殿召见文武大臣，讨论对策。

 

    参加朝见的一共有三十多人，崇祯皇帝问起如何应付当前的危局，大臣们“漫应支吾，无他语”，所以讨论了半天，不过是练兵、催饷的旧话，没有谁提出新鲜、有用的见解。

    榆林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而此时，李自成已经挥师奔向宣府。

 

    崇祯皇帝命令宫中太监上城，守卫九门。太监们的作用，一方面是补充兵力的不足，同时监督守城将士，严格监视出入人等。

 

    这里说的九门，指的是北京内城九门，分别是城北的安定门和德胜门，城东的东直门和朝阳门，城南的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城西的阜成门和西直门。

 

    崇祯皇帝又命令襄城伯李国桢提督城防，全面负责城防事务，同时兼管西直门。其它的每个城门派“勋臣一人卿贰二人”具体负责。

 

    守城的兵力严重不足。有人建议，可以从民间挑选精壮之人，补充城防人员。大学士魏藻德反对，认为百姓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战阵，作用不大。更重要的是，百姓害怕贼寇，万一交战之时他们率先溃逃，必定影响军心，形势恐怕就很难收拾了。”

 

    崇祯皇帝认为有道理，下令禁止百姓上城。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那些吃皇粮的官兵和太监们，都不愿为朝廷、为皇爷奋力守城，普通的百姓更不会卖命。这和作战经验关系不大，和民心的向背关系很大。

 

    《崇祯长编》记载，早在这一年的正月，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在一份奏疏中谈到当前形势的关键，不是贼众的人数太多，势力太强大，而是百姓们愿意响应贼人的号令。造成的结果就是，贼人所到之处，百姓要么归降，从逆成贼，要么望风而逃，所以各处无人可守。

 

    这种风气的出现，原因在于贫富的极度分化，富裕者越来越富，贫困者越来越贫穷。富裕者过着安逸的寄食生活。而贫穷者虽然每日里苦苦挣扎，但始终看不到摆脱贫穷的一线希望：

 

    “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赢以役愚民，而独拥其利……故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

 

    即使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那些富裕者依然守财如命，继续盘剥无度，不清楚自己高高坐在累卵之上的危局。曾应遴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西安的秦王朱存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