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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恒以弱亡,独汉以强亡”体会最深的人,应该是他

2017-11-10 17:03来源:通历史网
  这段话出自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王夫之,经常被人理解为汉朝似乎是因为太强大了而走向灭亡,但并不是表面的意思,先来看一下王夫之的原文。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八 ○桓帝 【九】:
 
  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王夫之
  可以看出,王夫之的本意并不是说当时的汉朝真的有多么强盛,而是说,在汉朝末期的桓灵二帝时期,士大夫想有所作为已经很难有什么渠道了,只能通过立功边疆来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但在王夫之看来,汉朝中后期时,无论匈奴还是羌人,实际上都已经衰落了,最多也就是零散的劫掠边境,不构成对汉朝的严重威胁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为什么仍然要打呢?就是因为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
 
  一个比较着名的例子其实不是在桓灵二帝时期,而是窦宪北征匈奴,也就是”勒石燕然“那次。窦宪是因为受到皇帝猜忌,为了避祸,但又希望能够保持对朝廷的影响力,才主动请求北伐匈奴。但实际上当时匈奴已经严重衰落,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入侵内地的能力。
 
  窦宪之后,东汉也经常有人通过主动讨伐边疆蛮夷部落,来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个习气一直延续到汉朝晚期,形成了士大夫和民间都崇尚武力的习惯。民间崇尚武力的人多了,就容易变成盗贼,地方上的官吏也就要练兵讨伐,从而造成了军队规模扩大,逐渐脱离中央控制的局面,也就成了军阀。最后,则演变出了袁绍曹操孙权刘备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
 
  王夫之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典型的儒家的观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国之重器,不要轻易摆弄,也就是不要弄兵。弄兵虽然能在短期内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好处,但从长期来看,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因为在朝堂上遇到比较大的阻力,所以王安石就想通过建立边功来为自己的改革争取正当性。这时候,其实西夏已经开始衰落了,吐蕃部落更是早已无力侵扰内地,但通过王韶、李宪出兵讨伐,占领了大片地区。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当宰相,观点就和王夫之基本上是一样的。司马光认为,开拓河湟虽然拓地千里,但实际上那些地方对宋朝来说并没有什么用,不但出兵征讨耗费大量的钱粮,讨平之后驻军占领,也需要耗费大量钱粮,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所以,司马光主张放弃河西之地。
 
  司马光死后,尤其是宋哲宗亲政之后,又开始搞变法,同时也开始继续开边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宋徽宗时期。蔡京为了表明自己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人,就支持童贯继续讨伐西夏和当时已经非常零散的吐蕃部落,来建立边功。
 
  所以,看上去宋徽宗时期宋朝简直到了最强盛的巅峰期,不仅对西夏进行了持续的打击,还与新崛起的金国夹击,灭了辽国,恢复了幽云十六州。但恰恰是在这个巅峰期,金国发现了宋朝有可乘之机,南下伐宋,灭亡了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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