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缺钱，号召大家捐银子，最听话的是这一类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乙未，初七日】

　　关于此时明朝廷财政的困难，《甲申纪事》中记录了倪元璐的说法，此人曾经担任过户部尚书。

　　据倪元璐说，当时每个月各边镇的饷银大约需要四十万两银子。崇祯十七年的一月份还有银两解运到北京来，二月时就没有了。

　　各地方的饷银断了，在“罪己诏”中，崇祯皇帝却又信誓旦旦地说，不许向百姓加派钱粮和剿饷，这就意味着，所有来钱的路子都断了。

　　而《甲申传信录》记载，三月初，崇祯皇帝问户部侍郎吴履中，库中还有多少银子？吴履中说只剩下八万两。崇祯皇帝明确地说：“以备城守，虽各边月饷，亦不可发”。

　　意思很明白，这点银子留在北京，准备守城时使用。吴履中不同意，说：“若无九边，京师安守？”

　　吴履中的话很有道理，只是眼下已经火烧眉毛，崇祯皇帝顾不了那么多了。

　　依靠这八万两银子守卫北京，也支撑不了多久，所以崇祯皇帝下令勋戚大臣们捐助饷银。当时定出的标准是“以三万为上等”，显然，崇祯皇帝对大家的期望很高。

　　勋戚捐饷中，广为人知的是皇亲周奎的故事。《明季北略》中记载的周奎捐饷的时间比《明史纪事本末》稍晚了几天，大体的过程都差不多：太监徐高到嘉定伯周奎府上去，说明当前形势危急，大家休戚相关，周奎应该做一个表率，拿出五万到十万两银子来，给朝廷救急。

　　周奎是周皇后的父亲，很明确地告诉徐高，自己没有那么多银子。徐高不敢在皇帝的岳父面前耍威风，急得直哭，再三恳求。

　　但周奎只是东拉西扯，徐高终于急了，拂然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意思是说，一旦北京有失，你周奎就是有一座金山，也是白扯。周奎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终于答应借出一万两银子。

　　崇祯皇帝听说之后，认为太少，要周奎出两万两银子。周奎只好向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还挺有钱，从宫中送出来五千两银子，让父亲再凑五千两，以满足皇帝的要求。

　　周奎还真不含糊，把这笔钱扣下两千两，其余的三千两交上去应付皇帝。算一算，崇祯皇帝像挤牙膏一样，从岳父这里挤出了一万三千两银子，其中的五千两还是他自己的。

　　另一位太康伯张国纪拿出两万两，《崇祯长编》中说是一万两，而且时间是在二月份，崇祯皇帝高兴地说：“卿数年以来，捐资杀贼，散粟活众，种种好义急公。兹复倾资输助，用济军兴，深可嘉尚。”

　　于是晋升张国纪，荫一子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并为张国纪建立牌坊。

　　其他的高官显戚再没有出资超过一万两银子的。文武百官也要捐，数量都不算太大，多的几百两，少的几十两。北京城里的富豪巨室也被要求出资，但都很不情愿。

　　和皇亲、高官们比起来，太监们的表现更积极一些。太监王永祚、曹化淳两人分别拿出三万两、五万两。另一位王之心虽然最富有，却只拿出一万两。

　　许多太监拿出珍藏的古玩，到市上去卖，有的人还要卖房子，筹集银子。从这一点上看，关键时刻，太监们更忠心一点点。

　　个人之外，各个衙门、各省都要捐，而且规定了数额。南方的省份数额比较多，北方省份稍少。比如江南是八千两，浙江六千两，湖广五千两，山东和陕西都是四千两。只是因为时局变化太快，这些命令最后都不了了之。

　　《再生记略》中也提到了当时筹饷的办法，一共三种，一是允许罪臣充饷赎罪，二是向勋戚之家借饷，三是举荐兵部尚书张国维前往江南筹饷练兵。

　　书中还提到关于农民军的一种传言，说“贼兵一路不杀不劫，平买平卖”。

　　平买平卖、不杀不劫的农民军让人动心，这种舆论对于坐守愁城的崇祯皇帝来说，有着致命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