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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毛泽东评明太祖朱元璋

2023-02-20 14:18来源:通历史网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谓毛泽东对明代历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他认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搞得比较好”。
 
    “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于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1328年10月21日)丁未时,出生于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此时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的哥哥朱五一已有四个儿子,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朱五四自己也已有三个儿子,分别叫重四、重六和重七。朱元璋排行第八,又在“重”字辈上,故取名“重八”。发达以后,朱元璋多次更换雅名,最后才选定了“元璋”这个名字。
 
    朱元璋的出生并未给朱五四一家带来什么好运,因为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反倒是忧愁多于欢乐。此前,朱元璋已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姐姐先后出嫁,大哥也已娶妻成家,二哥和三哥因家贫无力娶妻,只好给人家做了赘婿。朱五四本来想将小重八舍到附近的寺里当和尚,但因妻子疼爱小儿子而极力反对,最终未能实行。后来大哥那边又生下两个侄儿,仍是七口之家。全家也依旧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度日。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朱元璋10岁了,朱五四因被田主夺佃,只得将家迁到钟离县西乡,租地耕种,但因此处土地贫瘠,难以灌溉,辛苦一年也剩不下多少粮食。三年后,他又携全家迁到太平乡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
 
    刘德是个苛刻凶狠的地主老财,庄稼没熟,他就在田里转来转去,准备分成。到分的时候,一草一粒都要算上,其名义上只应拿四成,但往往要拿到六成或七成。偶因年景不好,佃户们交不上租谷,他就放高利贷。这样,朱家忙碌一年,反倒欠下他不少谷子。这时,朱元璋已经十四五岁了,虽然有父母对小儿的偏爱,但依旧填不饱肚子。他曾被父母送到私塾里去念书,仅念了几个月,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只好叫他退学,去给主人刘德放牛。
 
    刘德刻薄成性,经常不给牧童早饭吃,说什么“猫无晚饭,狗无中饭,小放牛仔没早饭”。朱元璋年纪虽小,但对刘德充满了愤恨之情。
 
    一天,朱元璋与汤和、徐达等伙伴一起在山上为地主放牛,实在饿得没办法,众人纷纷出主意,一定要弄点儿吃的。有的说:“下河抓鱼去。”另一个说:“天旱得厉害,水都快干了,哪里还有鱼?”有的说:“山上有野兔,咱们上山抓去。”另一个接着说:“饿得走都走不动了,哪里有力气撵野兔!”……一个个主意被否决,大家都低下了头,不再作声了。
 
    朱元璋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用两眼死死盯着牛群中的一头小牛犊。他突然跳起来,用绳子将小牛犊前后腿捆住。一旁的周德兴立刻明白了,抄起砍柴斧,当头就是一斧子。汤和、徐达等也一起围上来,七手八脚就把牛皮剥了。然后大伙拾了些干柴枯枝,就地生起火来烤牛肉吃。大家个个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就只剩牛头和牛尾巴了。一顿饱餐后,有人突然意识到:少了一头牛,回去如何向主人交代呢?大家面面相觑,互相埋怨起来,个别胆小的甚至吓得哭起来。
 
    朱元璋沉思了一会儿,说:“都别怕,主意是我出的,有事我来承担。”他让大家将牛皮和牛骨埋好,用土掩盖了地上的血迹,然后将牛头放在山的另一面,将牛尾巴塞在这一面的石头缝里。傍晚赶着牛回去,一见刘德,朱元璋就说:“一头小牛犊钻到山里去了,夹到石头缝里,怎么拉也拉不出来了。”这当然骗不过狡猾的刘德,朱元璋当晚就被狠狠打了一顿,被赶了出去,丢了饭碗。但是从此,他因为敢作敢为在小伙伴们中间树立了威望,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将他当头领。汤和、徐达、周德兴等后来都追随他打天下,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1953年2月,毛泽东与陈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陈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毛泽东对少年朱元璋的这段放牛故事显然是很了解的,所以他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由于朱元璋年纪小小,就表现出了超凡的机智和勇敢,所以毛泽东说他“人倒也不蠢”。
 
    真正让朱元璋感到饥饿与灾难的是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那一年朱元璋16岁,正是所谓“吃长饭”、一餐等不得一餐的年龄。从春天开始,旱灾、蝗灾与瘟疫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不断肆虐。朱元璋家在劫难逃。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死了父亲、大哥、大侄、母亲四口人,只剩下他和二哥两人了。
 
    面对亲人的尸体,不仅无钱购置棺木,就连安葬的坟地也没有。朱元璋只得前去哀求田主刘德,求他发发善心,为他的亲人施舍一块小小的安葬之地。谁知刘德非但不允,还一顿臭骂将他轰出。幸而邻居刘继祖谦和仁慈,主动提出可以葬在他家地里。兄弟俩找出几件破衣烂衫,裹了亲人尸体,抬到坟地草草埋葬。
 
    埋葬了父母和大哥以后,朱元璋就和二哥分别了。朱元璋孤苦伶仃一个人,几乎活不下去了。好心的邻居汪妈妈看他可怜,就苦劝附近寺庙的住持收下他。朱元璋进的这家寺庙当年叫作於皇寺,后来改名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在离寺原址东北十五里处重建皇觉寺,并改名为大龙兴寺。
 
    那年月,要想当个有饭吃的和尚,也不容易。当灾荒同样威胁到寺庙时,和尚们也没饭吃了——“居未两月,寺主封仓,各为生计,云水飘”。朱元璋在寺里不过待了50天,做了不到两个月的“行童”,就为生计所迫而离开寺庙,四处云游了。茫茫天地,身如飘蓬,荒山古寺成了他的栖身之地,他靠别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命。作为一个游方僧,朱元璋形同乞丐,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朱元璋“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颍州”,走遍了淮西、豫南的山山水水,就这样过了三年多。这时,朱元璋已经20岁出头了。这三年中,他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人生经验,磨砺了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但朱元璋毕竟怀念家乡,于是又回到了皇觉寺。
 
    《皇朝本纪》上说:“(朱元璋)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他开始发奋读书,伴随着青灯黄卷,早功晚课,诵经念佛。除佛经外,他还广泛接触了各类书籍。几年寺庙生活内学到的东西,成了他书本知识的主要来源。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冲突一触即发,再加上天灾频繁,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要活命,要改变现状,不能不拼死杀出一条生路。豪杰振臂一呼,应者四方云集。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颍上)揭竿而起,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接着,徐寿辉起于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起于徐州。几个月之间,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滔天大势。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十一日,定远(今安徽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于定远。定远、钟离一带数万百姓起而响应。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二月二十七日,起义军攻下濠州后,郭子兴自称元帅。
 
    元朝军队也毫无战斗力,派来镇压濠州红巾军的军队,不敢攻城,就在城外乱抓百姓,把抓到的百姓头上系上块红布就说是乱民,以报功请赏。百姓惶惶不安。皇觉寺此时已不是安全之地,和尚们也可能随时被当作“乱民”抓走,朱元璋又面临危机。就在他徘徊无计的时候,他接到了小时候一同放过牛的伙伴汤和的一封信。
 
    原来这时汤和已经投了红巾军,在郭子兴麾下做了个千户。汤和深知朱元璋的能力,劝他“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心情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这时已有人发觉朱元璋接到了叛军的来信,并要张扬出去,这显然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经过反复思量,朱元璋下定决心,去投奔红巾军。
 
    朱元璋跑到濠州,要投奔郭子兴。但是,红巾军的防范也很严密。在两军对垒时,忽然从城外跑来一名壮汉,守城军士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要杀掉他。吵嚷之间,郭子兴听说此事,跑过来一看,就见到了朱元璋。郭子兴觉得朱元璋相貌奇特,气宇不凡,就把他收了下来,留为亲兵。
 
    那么,朱元璋到底长得什么样呢?《明史》里描述他的长相说:“朱元璋姿貌雄伟,奇骨灌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前八个字说的是外貌,后八个字说的是气质。也许朱元璋确实相貌不凡,他立刻给郭子兴留下了好印象,马上被收入军中,从此他的军旅生涯就开始了。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攻必克,战必胜,因此郭子兴便把养女马氏嫁与了他,军中称之为“朱公子”。在郭子兴死,其子郭天叙阵亡后,朱元璋便担任郭军元帅,开始了自己独立建军作战的生涯。其后在铲除诸雄,北伐扫元,统一全国,建立大明政权的长期战争中,他充分显示出雄才大略和卓越的军事才能,由一个杰出的农民领袖变为一代开国君主。
 
    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其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所做的《农民问题》讲课中说:“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觉常作‘天子’之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代表地主的利益,故能贵为天子。”很简洁地概括了朱元璋早期的经历和他的阶级属性。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前后政治立场发生过根本的变化。他总是善于根据军事斗争的需要,提出相应的政治口号和政策,利用各种政治斗争形式与军事斗争相配合,推动战争的发展。
 
    在起兵初期,即至正十二年(1352年)到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作为一名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他的主要敌人是元朝统治者和各地的地主武装。这时他的政治主张与红巾军的“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政治目标一致。故建军“倡农夫以入伍”,以出身贫苦、英勇善战的淮西人组成自己的军队,在军事行动上与红巾军彼此支援。
 
    他接受冯国用“倡仁义,收人心”的建议,密切注视人心向背,采取各种措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瓦解敌对势力的军心和争取民心。在率军作战中,朱元璋做到“每遇敌,智勇奋击,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军中有所得,上皆无取,辄令给群下”,因而很受兵卒欢迎,深得将士之心。对吸收的地主武装,他“悉加训练”,以保持起义军队伍的性质。因此他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而又有较强的战斗力,作战不断取胜,顺利攻占集庆(今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从龙凤二年(1356年)占领应天到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逐渐放弃原先的政治纲领,政治倾向开始由农民起义军领袖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变,由推翻封建制向保护封建制转变。这时朱元璋的主要敌人是元朝军队和南方原来的红巾军陈友谅、张士诚集团。为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势力范围,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策略。他所到之处不是坚决地打击地主,而是尽量同地主妥协。
 
    他在攻占应天后即宣布:“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只企图对元朝苛政加以改动,而根本不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他还宣布,对“文职拨与职田”,武官“听从开垦荒地,以为己业”。在军队建设上选“富民子弟充宿卫,名曰‘御中军’”,并大量吸收地主阶级出身的“贤人”“儒士”,一再声称:“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对李善长、冯国用、刘基等大批著名谋士大加重用。而这些有能之士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朱元璋的事业也确实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时朱元璋事实上已放弃农民革命的旗帜,但却继续利用龙凤政权的口号和影响,吸引广大农民阶层,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因而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龙凤十年(1364年),吴政权建立以后,朱元璋政治上完全走上封建帝王的立场,开始了南征北伐的封建统一战争。他充分利用自己已建立的政权来保证军事行动。他明确宣布保护地主阶级:“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他充分利用民族矛盾,抓住人们要求摆脱民族压迫的心理,提出了强有力的政治口号和一系列政治措施,出兵前他发布檄文,声讨敌之罪状,公开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
 
    清代史家赵翼指出:“明祖以布衣成帝业,其得力处总在不嗜杀人。”这一论断是正确的。朱元璋的军纪之严明,是元末群雄中无与伦比的。例如他攻太平,预先令李善长起草戒军士掳略榜文,及入城,揭榜通衢,士卒皆愕然。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因此“军中无敢剽掠,城中肃然”。克婺州,命骑士持令牌遍告军中:“毋杀人,毋掳妇女,毋烧房屋,违者依军法斩。”北伐出师前,他反复告谕诸将:“勿杀人,勿夺民财,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兵临元大都,“吏民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常遇春、胡大海皆知军纪之重要。胡大海曾说:“己虽不读书,然行军唯知有三事:不杀人,不掳妇女,不焚庐舍。故人多附之。”由于朱元璋“不嗜杀人”,禁止掳掠,因而“人民大悦”。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包括广大汉族地主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的力量,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既做到军心民心所向,又利于瓦解打击敌军,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所以毛泽东评价他说:“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微细、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刘邦、成吉思汗一样,都属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但却创造了许多“秀才”(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伟大功业。《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这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老粗出人物”的著名论断。
 
    “自古能军……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他在读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时曾批注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智慧特征,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夺取天下的一系列军事谋略也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朱元璋在十几年的战争磨炼中,以非凡的军事才能,从普通一卒到三军大帅,直至登上大明开国皇帝的宝座。而那些在他还是无名小校时已久历兵戎的群雄,曾几何时都先后成了他的刀下鬼或麾下将。毋庸置疑,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军事上的成功,是他能够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朱元璋正是在错综复杂的元末战争中,正确地把握了战争全局,充分利用客观局势造成的有利因素,在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朱元璋由于“凡有征伐,命之往,辄胜”,而得到郭子兴的赏识,授以兵柄,三年中接连从亲兵升为九夫长、镇抚、总管,直至小明王韩林儿册封的右副元帅。可惜主帅郭子兴才能平庸,赵均用等野心勃勃,内部不和,自相残杀,外部又有元军威逼,全赖朱元璋独力支持,红巾军才得以在内外交困中保存了下来。公元1355年,郭子兴病殁,朱元璋代总其军。不久,他断然放弃了经营三年的淮西,率领一万余人的精干部队,南下渡江,另辟江南根据地。
 
    朱元璋为何要渡江南下呢?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和阳乏稂,谋欲渡江”,是为保证军饷不致匮乏;二是避免与赵均用、孙德崖发生火并,自相削弱;三是“有明基业,实肇滁阳一旅”,朱元璋早在略定远、下滁州时已与李善长、冯国用等儒士制定了以南京为根据地,取元朝而代之的总的战略计划,而渡江作战则是这个大战略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当时的江南不仅盛产粮食,驻守的元军也因被群雄分割而孤立分散,有利于各个击破。于是朱元璋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决定挥师渡江。渡江之后,他摆脱了各种制约,名义上虽仍臣属于韩林儿、刘福通,但仅仅“念林儿势盛可依藉,乃用其年号以全军中”而已。正是靠着宋政权的“捍蔽”,元军主力“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朱元璋在攻克南京之后,接连又占领了安徽、江苏、浙江的大片土地,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元末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
 
    公元1360年,元末农民战争开始转变为大规模的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面临着严重局面:宋政权由于主力北伐失利,在元将察罕帖木儿的进逼下,都城汴梁失守,退保安丰(今安徽寿县),一蹶不振。若察罕帖木儿勒兵南下,宋军不能抵御,朱元璋很可能受到元军的威胁。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东西两侧。
 
    雄踞长江上游的汉王陈友谅,“跨有江汉,土广锋铦,东南无二。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下游的吴王张士诚,“南包杭、绍,北跨通、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正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这时,陈友谅恃强,已顺流而下,占领了南京上游的九江、安庆、太平等军事重镇,并遣使与张士诚相约为联盟。除此之外,南方的方国珍,虽不是劲敌,却也在狐疑观望,以待时机。
 
    对如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和分析。他首先关注的是中原战场,但从获得的军事情报中断定,由于内斗,元军主力还不致马上兵临城下。至于方国珍,志在保土,实力孱弱,迟早是“樊笼之鸟,取之如寄”。由此,他决定对南北两面暂取守势:北与察罕帖木儿通好,以争取时间;南对方国珍羁縻,免得掣肘。对东西两侧之敌,他认为“吴、汉者,门庭之寇,赴之宜迅”。
 
    但是,到底是先打张士诚,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张士诚,富而弱,宜先。”而刘基则认为:“友谅踞上游,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为囊中物耳。”朱元璋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认为:“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先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攻友谅,士诚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之援。”于是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友谅。
 
    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决策,既显示出他能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驾驭战争全局的军事才能,更显示出他敢于以弱胜强的大无畏胆略。当时的陈友谅,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战略地位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朱元璋的许多将士慑于陈军强盛,惧怕与陈军作战,甚至连主要谋士李善长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惊慌失措地问:“方忧寇来,何为诱致之?”朱元璋胸有成竹,一面“遣使赍书伪降约为内应”,诱敌深入,一面派大将胡大海率精兵直捣敌后。而陈友谅竟纵身跳进了朱元璋设下的陷阱,使朱元璋在龙湾痛快淋漓地全歼其主力。龙湾战役不但打败了陈友谅,也大大震慑了张士诚。
 
    龙湾战役
 
    此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几次大战,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尤其是鄱阳湖大决战,朱元璋倾国而出,南京几成空城,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也不无后顾之忧,大战正酣之际便派大将徐达还镇南京。而张士诚仍龟缩在姑苏城内不敢出援陈友谅。朱元璋先打陈友谅的战略决策,打破了吴、汉建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从而使自己摆脱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军事危机,并最终将他们各个击破。
 
    鄱阳湖战役
 
    展示朱元璋非凡军事才能的另一战例是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表现了他在重大胜利面前仍然能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应对。
 
    朱元璋在削平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公元1367年10月,决计北伐。由于接连的胜利,让不少将领产生了轻敌情绪。在研究北伐进军路线的军事会议上,许多人主张“直捣元都”。朱元璋鉴于“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馈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
 
    北伐战争正是按照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安排取得了胜利,从出师北伐到克元大都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在总结北伐战争的经验时曾说:“士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朕从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敌亦如大敌,故能致胜。”
 
    朱元璋的军事思想也存一些瑕疵,突出的一点是他泥古不化,固守着古代兵法中所谓“穷寇勿追”的教条,以致多次贻误战机,纵虎归山,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首先,对陈友谅的战争本来有可能很快结束,但因“穷寇勿追”,给对方以喘息之机,以致延续了四年之久。朱、陈两大军事集团间的大规模战争是从公元1360年开始,直至公元1364年结束。其间大的战役有三次:公元1360年的龙湾战役,公元1361年的九江战役,和公元1363年的鄱阳湖战役。
 
    尽管三次都是朱元璋取胜,然而每一次都没有造成陈友谅的彻底失败。龙湾战役是一次精彩的伏击战,但当“陈氏兄弟率败卒夜奔江州”时,朱元璋没有乘胜而歼灭之,使陈友谅经过一年的喘息,又东下占据了安庆。公元1361年8月,朱元璋不得不伐汉,大军直抵陈氏都城九江,“大破友谅,获其舟百余艘。友谅穷蹙,夜半挈妻子弃城奔武昌”。朱元璋大军亦随之抵武昌城下,此时若集中全力,武昌一鼓可下;但却因“未备攻具”, “大军遂退”。
 
    自此以后,两年之久,竟未与陈军主力交战,使陈友谅得以从容地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终于在公元1363年率60万大军向朱元璋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即鄱阳湖决战)。虽然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大战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且这次战役的胜利很大程度乃是陈友谅战略失误造成的。
 
    正如后来朱元璋对刘基所说:“使陈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南京),大事去矣。乃屯兵南昌,不亡何待。”陈友谅在鄱阳湖阵亡后,其残兵败将奔回武昌,拥立其子陈理继续称帝。然而朱元璋竟班师回京,再次放弃了乘胜追击、彻底平定陈氏集团的有利战机。两个多月后虽再次发兵攻打武昌,但费时六个月,陈理才出降,西线战争才最后结束。当时,有一个叫戎简的人曾经指出朱元璋的这一错误。
 
    《明史纪事本末》载有如下一段对话:“简曰:‘向败陈氏于九江,何不乘胜直抵武昌,而乃引还?今虽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岂不闻覆巢之下无完卵乎?当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蹴之。兵法曰: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实多,吾故纵之。'”可见,朱元璋一再错失良机,并非偶然失误,而是抱守“穷寇勿追”这一教条的必然后果。
 
    其次,朱元璋北伐战争的战略虽然是正确的,但“穷寇勿追”的教条仍然造成了重大失误。北伐军平齐、鲁,扫河、洛之后,征虏大将军徐达已料定元顺帝必弃大都而北窜,并提醒朱元璋:“师进而彼北奔,不穷迹之,将为异日忧。”但朱元璋却反驳说:“元运替矣,彼且自澌尽,何烦我穷兵为。”命徐达“出塞之后,固守疆圉,防其侵轶可也”。
 
    其结果,元顺帝北窜后,仍然保存着完整的政治、军事机构,因此得以在塞北重新组织力量,不断大规模南侵,成为明初的最大祸患,迫使朱元璋在建国后整整二十年中不得不屡次兴师动众,与其交战,人力、财力上的损失是惨重的。假使朱元璋当初能决计除恶务尽,犁庭扫穴,一举摧毁元朝的官僚机器和军事力量,何来二十年之后患?
 
    毛泽东一贯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他评价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次”于李世民,就暗含着对他固守“穷寇勿追”的军事教条等失误的委婉批评。
 
    毛泽东对朱元璋的经历研究得非常仔细,甚至一些历史细节也不放过。当他读到《明史》中讲元至正二十四年春,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亲自率兵征伐武昌,一举荡平汉、沔、荆、岳等地区的内容时,挥笔批道:“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在毛泽东看来,朱元璋应该让诸子孙也在枪林剑丛中经受锻炼,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远远超越了封建帝王朱元璋——他将自己的爱子毛岸英送上了抗美援朝战场,竟至壮烈牺牲!
 
    “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毛泽东不仅认真研究了朱元璋的史实和事迹,而且对研究朱元璋的学者的著述也很关注。《朱元璋传》是明史研究专家、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一部史学专著,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版本毛泽东都审读过,并且多次提出意见。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重视,并不多见。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应友人的约请,用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一本《由僧钵到皇权》的历史通俗小册子。编写这册书的目的,与吴晗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吴晗在叙永分校,到昆明的来回路费支出,弄得他几乎倾家荡产。他的家乡沦陷于日军铁蹄下,母亲和妹妹衣物荡然无存,无以为生。此时国统区内的物价又天天上涨。在实在支持不下去时,友人来约稿,对方给的稿酬不低,有一万元,并且先预付三千元。吴晗后来说:“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
 
    据吴晗后来在1964年的说法,此书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可以说,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晗写出了这样一部小书。
 
    《由僧钵到皇权》一书于1944年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此书印制期间,吴晗又收到潘公展、邸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征稿,约他写一部《明太祖》,还要附一个与内容相应的年表。吴晗原不肯接受,由于朋友的多方劝说,才决定由夫人袁震写一部四万字的《明太祖》。谁知袁震的稿子寄出后,出版商说已登了广告,作者只能是吴晗。出版商将错就错,废了袁震的稿子,重排吴晗《由僧钵到皇权》,书名改为《明太祖》。
 
    《由僧钵到皇权》中,有明显借古讽今的内容。书中第四章,题为“恐怖政治”。从史料入手,讨论了胡惟庸、蓝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露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功臣的情形。朱元璋在位时,文字狱尤为严重。吴晗运用史料,列举出大量例子,对这种黑暗的统治方法及手段,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吴晗还揭露了朱元璋组织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的情况。书中写道:在各种场合——“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这与当时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比照。
 
    写《由僧钵到皇权》时,因处在战争年代,吴晗能参考的书籍太少,连自己过去读过的《明太祖实录》《皇明祖训》《大诰》等书也无法找到,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一类的普通书也找不到。在这种史料紧缺的条件下,要写成一本内容充实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吴晗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凭着不多的普通书籍,以及自己写过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平时积累的读书卡片等,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成《由僧钵到皇权》。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这本书读起来还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读物。
 
    《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由于是二名一书,加上缺乏科学性,有些内容不够实事求是,这对于严谨的史学家吴晗来说,总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他便决定着手重写《朱元璋传》。他说:“改写的目的,是为和作废了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个人感情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在痛恨。”吴晗从1947年开始重写,1948年写成。
 
    这时候的吴晗已经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新写成的《朱元璋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加强,但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影射蒋介石也比过去更为自觉、更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汉”的标题改为“小流氓”;相应的如“诛杀功臣”“搞特务统治”“兴文字狱”等写得更为有声有色。总之,突出了一个从流氓到暴君的形象。这当然是借古讽今的表现手法。
 
    毛泽东与吴晗开始深入交往,正是因为这本《朱元璋传》。1948年8月,此书初稿写定时,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辗转前往解放区,《朱元璋传》原稿也被他随身携带。11月,吴晗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吴晗最近有何著述,吴晗便将《朱元璋传》手稿交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颇有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当面谈的具体意见中,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对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的描述。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
 
    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不是为做官而革命的。这反映了吴晗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平静的书斋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向吴晗指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似尚未完全”的“完全”二字下,加有着重号。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建议,但由于当时工作繁忙,吴晗已来不及对全书进行大的改动了。这部稿子,大致还按原来的样子,在第二年4月,由在上海的三联书店印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开始了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他说:“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吴晗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
 
    1955年春,油印出一百多份,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以听取意见,并再次呈送毛泽东请求指正。毛泽东又认真通读了一遍,在书中多处用铅笔画了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如今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有“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油印书稿。
 
    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基本满意,同时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各方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对书稿做了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
 
    那么,吴晗写了朱元璋的哪些“坏”呢?主要是他晚年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成功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吴晗对这段历史做了画龙点睛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写的: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做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
 
    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朱元璋还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器征税,繁荣了市场。他还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严惩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变了元末恶劣的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的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对于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吴晗归纳了这样四条:
 
    一、他“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勋劳卓著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
 
    三、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四、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种方法也是很恶劣的。吴晗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
 
    朱元璋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腐,澄清吏治,结果反使人人自危。但比起那些穷奢极欲、风流成性的皇帝来,朱元璋还算俭约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错杀了许多人,这一点特别为后来人所诟病。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朱元璋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强调“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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