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正规军，为何斗不过业余的农民军？

　　崇祯八年（1635年），大队农民军兵临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挣扎于死路的平民，以为这回看到了活路。一个老农拦住几名兵士，向他们倾诉自己的苦难，民军一个小头目说:“哎呀——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顺手一刀，把老农杀了。

　　置民于活路，又置民于死路，张献忠拉起的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陕、甘本来就穷，洪承畴打得又狠，正所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张献忠跟着大部队来到了新地方山西。

 

　　来山西的尽管都是些残剩的民军，人数却并不少，将近二十万，分属三十六部，史称“三十六营”。造反多年，大伙也算是有经验。在王嘉胤部将王自用的召集下，大伙开了一个会。会议的达成的共识，就是要并肩作战，实际上就是“打群架”。至于政治诉求，目前还没想到那档子事。

 

　　不是说洪承畴基本把民军搞掂了么？那只是在陕、甘，山西本身也有想活命的人，所以造反的“兵源”始终没有问题。山西巡抚是个缺少实战经验的人，民军兵分几路，搅得山西天翻地覆。崇祯皇帝很恼火，换上了曹文诏。

 

　　曹文诏本是辽东游击，不仅是个职业军人，而且是个出色的军事家。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升任总兵，到山西围剿民军。不出半年，“贼几消尽。”

 

　　打不过就跑，这是民军最擅长的。他们一路往直隶（河北）跑，一往河南跑。往直隶跑的智商有问题，那里是大明朝的心脏，不会有好果子吃。往河南跑的，也后悔了——他们遇上了左良玉。

 

　　左良玉（1599—1645），字昆山，山东临清人。他幼时父母双亡，由叔抚养，虽未曾上学，但聪颖过人。从军后更显出多智多谋，时任兵部侍郎侯恂守昌平，发现左良玉是个人才，便将其由卒伍提拔为捭将。侯恂一点都没看错，论军事才能，左良玉并不在曹文诏之下。

 

　　民军原以为河南是块肥肉，没想到左良玉又是个杀猪的。几个月里，民军被左良玉追得到处跑，人也死了上万。崇祯六年（1633）九月，民军觉得再跑就太没意思了。琢磨的结果，就是与左良玉一决生死。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愚蠢也是有目的的——老是跑路，哪有吃饭的时候呢？

 

　　但是，左良玉选择的是对峙。真正的军事家，不会草率决战，左良玉在等待万无一失，要将民军彻底解决在河南。在左良玉的等待中，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等大军于九月底抵达，迅速完成对民军的合围。官军的包围圈里，张献忠与民军最著名的人物高迎祥、罗汝才、李自成等，一个都没有少。

 

　　本来，民军对左良玉军还有人手的优势。现在，唯一的一点优势也没了。更可怕的是，这次官军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非曹文诏莫属。一提起这个人，民军的头都大了！

 

　　可是，曹文诏刚刚领兵赶到，又被调走了。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调任大同总兵。朝廷怎么出昏招呢？一种说法是与官场腐败有关：御史刘令誉与曹文诏曾经是邻居，曹总兵老是立功受奖，所以对刘御史从不正眼相瞧。刘御史巡视河南时，还被曹总兵骂了一通。旧恨新仇，刘御史回去后便趁机打了曹总兵一黑枪，崇祯帝便上当干出了“自毁长城”的事。实际上，崇祯皇帝完全是没有办法，因为皇太极正率军进攻大同，没有曹文诏，边防要出大问题。崇祯调出曹文诏不是愚蠢，而是英明，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这么着了。

 

　　曹文诏一走，包围圈就受到了影响。

 

　　只能说是影响，应该不会出大问题。民军突围了两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冬天到了，十几万民军如果不饿死，也得要冻死。打不过，跑不掉，只有投降。

 

　　投降，民军最专业的就是这个，打从陕北的时候就练过，但没有一次是真的。八大王张献忠，更是投降“专业户”。论投降，民军比官军的业务水平强多了。民军研究的结果，是向王朴投降。为什么不向左良玉投降？左良玉的厉害他们早领教过，王朴是京城来的，实践经验应该不多。即使王总兵也是个狠角色，那也只是一种可能。明知左总兵的底细还选择他，百分之百就是死路。

 

　　投降之前，民军凑足了银两。虽然缺衣少食，民军最不缺的就是钱，这一路大家都是干抢劫业务，况且在包围圈里钱根本就排不上用场。

 

　　收了黑钱，又即将立功，王总兵做梦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情。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民军头领们派了代表找王朴请求投降，王朴愉快地接受了请求，命令民军十日内缴械投降。民军答应，不用十天，四天就行——又冷又饿，十天谁受得了啊！

 

　　二十四日，王朴等着民军前来投降，士兵也准备观看受降仪式。十余万民军走出山沟，向王朴的大军走来。结果，全跑了。

 

　　论跑路，大家都长着两条腿，民军与官军分不出上下。冲出了包围圈，都是安全地带。河南境内的军队，都用来扎包围圈了。

 

　　最急的是左良玉，河南是他的防区，河南要是成了陕西、山西，那他就有“好日子”过了。左良玉率兵就追，追了二十天，张献忠与民军跑得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