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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黄郛

2023-05-23 10:10来源:通历史网
    黄郛,字膺白,号昭甫,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是一个有争议的风云人物。
 
    清德宗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正月二十八日(3月8日),黄郛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上虞县百官镇(今绍兴上虞区百官街道)。祖上经商致富,后来渐渐衰落,其父黄文治是个候补县官,黄郛幼时随从父母居住杭州,6岁时父亲病卒,其母维持家计,送之进入私塾读书。
黄郛
    清末帝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黄郛自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清廷军谘府二厅、军事官报局任职。
 
    留学日本时的黄郛(左)与蒋介石合影
 
    清末帝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黄郛被民主革命者陈其美招至上海,参与上海光复,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南京临时政府兵部总监,并且委任蒋介石为第5团团长,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约誓‘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民国元年(1912年),黄郛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为了迎合蒋介石,主动解散所部军队。其间,黄郛认识北伐女子敢死队成员沈亦云,与之结为夫妻。时值,沈亦云18岁,黄郛32岁,并且原配夫人为之生有一女。于是,蒋介石尊之为二嫂。
 
    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黄郛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只得逃亡日本,携沈亦云经南洋赴美国。
 
    民国四年(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之后,黄郛返国,在上海参与谋划浙江反袁军事。
 
    民国五年(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黄郛定居天津,与北洋政客过往甚密。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北洋政府总统时,委托黄郛代编《欧战后之中国》一书。
 
    民国十年(1921年),黄郛出任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进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后又历任高凌尉、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
 
    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2日-23日,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代理内阁总理,并且摄行总统职权;直至段祺瑞复出,这才被迫辞职,再次移居天津。然而,就在黄郛闲居之际,其盟弟蒋介石因为紧跟着孙中山出生入死,渐渐崭露头角。
 
    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蒋介石于南昌设立北伐军总司令部,两次致书盟兄黄郛,并派总参议张群前往天津相邀黄郛南下。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黄郛离津赶赴南昌。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于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捕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当月17日,武汉罢免蒋介石一切职权;18日,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并任黄郛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南下沪杭,又北上说服冯玉祥、阎锡山归附蒋介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黄郛随同辞职。当月25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并且改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4日,蒋介石恢复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黄郛又被任为外交部部长。
 
    同年3月,黄郛负责处理第一次南京事件的善后事宜,与美国缔结双边协定(其他诸国由其后任王正廷缔结协定)。
 
    4月7日,蒋介石发出第二次北伐的总攻令。
 
    5月3日,‘济南事件’发生。时值,黄郛在正济南,却与蒋介石一同离开,结果受到国内舆论的指责,黄郛于是辞去外交部长之职,携夫人沈亦云隐居莫干山,自筑‘白云山馆’,继续著书,亦于幕后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于上海发起成立新中国建设学会,被推为理事长,提出以设计‘广义的国防中心之建设计划’为学会职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26日,蒋介石与汪精卫会商,决定全力剿共。时值,日军乘着蒋介石的反共内战之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平津出现危机。
 
    同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向其将领们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的处罚。”
 
    5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谋求与日在华北停战。次日,日军大举进攻冀东,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于是,蒋介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时值,亲友听说黄郛北上,皆劝他不要替之‘跳火坑’,黄郛却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4日,带着一批随员,兼程北上就职。
 
    黄郛接手谈判之后,一面利用与日本政界人士私谊,探查双方和谈达成的底线;一面利用在北洋政府时期积累的与北方政界人士交情,安抚华北,消除地方与中央隔阂,击破关东军运作‘华北自治’的阴谋。然而,令黄郛头疼的是华北军方与南京政府,均不能配合和谈。华北军方高层早先自吹自擂过甚,此时碍于舆论压力,既不能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又不敢命令前线部队坚决执行后撤停战的指示,以致后方已在和谈,前线仍在冲突。于是,日方利用冲突,一再扩大谈判优势,加之南京政府高层不敢负责任地给出对日和谈的政策底线,所以谈判进展极难。
 
    直至22日,日军已是四路进逼北平,城内秩序大乱。北平军分会认为大势已去,北平难逃沦陷厄运,决定整个军分会南撤保定,仅留部分军队作为守城牺牲之用,以此告慰舆论。南京行政院这才发出非正式的指示,确定和谈底线:“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即东三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接获指示,黄郛紧急约谈日方代表。23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北平免遭沦陷。对于这一夜的经历,黄郛所谈甚少,曾留下16字形容:‘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获缓和,重留北平。’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平津,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北方军阀的新卖国’。
 
    30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根据该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以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将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致整个华北门户洞开。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录:“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并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馁,不胜惭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主持华北政整会的黄郛被内外事务搞得焦头烂额,几次提出辞呈,均未得到应允。
 
    同年7月,蒋介石为了安抚黄郛,邀请黄郛夫妇前往庐山牯岭避暑,借以疗养身体。
 
    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采访黄郛。时值,黄郛沉痛地对之道:“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之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
 
    12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蒋介石提议由黄郛继任内政部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黄郛托病去职,避入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复任为国民政府委员。然而,此时的黄郛已是病入膏肓,已经住进上海宏思医院。
 
    同年12月6日,黄郛以肝癌卒于上海寓所,时年57岁。后来,沈亦云离开大陆定居美国,晚年时在《亦云回忆》自序中提及:“有人以为记着历史是自沉于过去,我不敢。有人以为表彰身后,我亦不尽然。历史并非仅英雄豪杰之事,是成此历史的民族生活记录。亡国不能有历史,草昧难有记录,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
 
    1971年11月,沈亦云于美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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