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天命神学和儒学的选择及融合

2023-06-19 09:34来源：通历史网

　　天命与天神一开始只是一种模糊的原始信仰，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在中国社会中，天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甲骨文中。众所周知，商代祭司使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卜问天神，希望天神能够给出吉凶的预判。

　　正如《礼记》所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也就是说，在商人贵族的眼中，鬼神、天命才是最重要的，百姓是第二位的。

　　到了西周时代，民本思想开始勃发，周人开始引入带有道德内涵的“天命”观念。在周朝统治者看来，天命并非虚无缥缈的天神意志，而是一种和人事联系紧密的思想。

　　首先，西周统治者提出了“尊天明德”的口号。他们认为作为君主，只有实行德政，教化百姓，才能够真正地获得天命眷顾。正如《尚书》所言，“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其次，西周统治者还提出了“慎罚”的思想。商朝统治者认为，天命在商，商人贵族可以肆意惩罚百姓，拥有绝对权威。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商朝会出现一系列耸人听闻的酷刑，例如炮烙刑罚、醢刑（将人剁成肉酱）等等。

　　但是，西周统治者的想法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刑罚要谨慎使用，一定要在充分调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处罚。这体现了商周时代天命观念的巨大转变。

　　这种民本天命观被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所继承，成为孔子仁政、德政的核心支撑。

　　但是，在战国末和西汉初期，儒家天命神学并未占据主导地位，道家和法家学说给儒家学说带来了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在秦朝统一之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就已经在积极寻找新的官方学说和天命观念，以此论证自身统治的合理性。

　　秦朝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多次东巡，就是为了深入东方各国，宣传秦国的统治方针，以此推动政治与文化上的大一统。

　　可惜的是，由于秦朝过于崇信法家学说，导致秦朝难以弥合六国的风俗文化差异，再加上秦始皇去世后，秦二世的无能，秦朝迅速土崩瓦解。

　　继承秦朝政治遗产的汉朝并未完全效仿秦朝，强硬推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西汉初年，西汉政府允许关东诸国保留自己的礼制风俗。

　　但是，随着西汉政权的逐步稳固，重新高举天命旗帜，论证西汉政权合法性，加强西汉专制集权的发展势头已经势不可挡。

　　随着西汉政权逐渐消灭国内异姓封国，打压同姓封国势力，重新推出天命在汉思想，加强中央集团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天命思想也重新成为儒生讨论的重点内容，当时不少儒生纷纷加入西汉政权，帮助西汉政权重新塑造天命神学。

　　时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吸纳了前人的改造，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他看来，西汉虽然并非传世诸侯国，但是西汉王朝重视百姓福祉，这就是应天承运之举，理当继承天命。

　　汉武帝如何用天人感应的方式论证天命在我的合法性呢？原来，汉武帝一方面推动行政改革，另一方面，汉武帝积极推动太一神祭祀，以此统合各地风俗与信仰。

　　正如《汉书》所言，“天神贵者泰一……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太一神是众神中的主神，与天子身份相匹配。如此一来，汉武帝就借助太一神祭祀将汉帝国正统观深深植入到汉朝各地百姓、士人心中。

　　太一祭祀只是接近传统礼制的祭天之礼，但依旧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因此，在汉武帝时代以及汉武帝之后的许多儒生们前赴后继地上奏献策，努力利用天命神学继续游说皇帝，试图建立一套完全符合礼制的祭祀制度。

　　到了汉宣帝时期，宣帝主张模仿武帝，继续推行太一神祭祀，故而儒生的理想未能实现。

　　直至汉成帝时期，各位儒生方才赢来了彻底改革郊祀制度的时机。

　　当时的大臣匡衡主张改革太一神祭祀制度，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此前郊祀制度不合古礼。

　　于是乎，他提出，“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汉书》），极力主张重建郊祀礼制。他所说的郊祀礼制究竟是什么呢？

　　匡衡所说的郊祀礼其实就是在长安南郊修建礼制建制，进行祭天，改革礼制中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内容。此外，皇帝应该亲自参与祭天，不可再由礼官代替，如此才能向臣子彰显皇帝的正当性与权威性。

　　匡衡的改革最终没有被执行，此后王莽借助权力最终完成了匡衡的制度设想，在郊祀中明确地将“天”确立为至尊之神，将全国诸神浓缩在长安南郊祭祀中，免去了西汉皇帝奔波在各地祭祀的繁琐。

　　与此同时，王莽的改革使得长安城形成了以南郊祭坛为中心的祭祀体系。改变了西汉长期存在的祭坛分散的祭祀格局，使得“王在王城亲祭天”成为此后历代皇帝的必备礼仪。

　　自从东汉以后，皇帝只需要在中央进行祭祀即可。地方祭祀也不再是皇帝统治地方的重要工具，这也表明了东汉政权对地方统治日益深入。

　　后世儒生遵循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在郊祀制度上发力，前赴后继地改造西汉王朝的祭祀制度。并最终在西汉末到东汉初年改造成功，这种改造历程体现了西汉儒生自主融入汉朝政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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