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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观与西汉儒家政治哲学的转型

2023-06-19 09:37来源:通历史网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西周天子的地位势微,各个诸侯国竞相争夺霸主地位,试图以此称雄天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百家学说迅速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
 
  除去道家等走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学派外,绝大多数学派都主张获得君主支持,实现本学派的理想,这些学派的理想又大致相似,即辅佐君主完成天下统一,让本家学派成为官方之学。
董仲舒天人观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荀子都相继继承了孔子了做法,但均未获成功,尽管到了战国末期,儒学已经成为当时的显学,但依旧没有获得官方学说地位。
 
  与此不同的是,法家学说在秦国等国家取得了官方学说地位,这是为何呢?
 
  秦国的这种选择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战国时代是一个大争之世,唯有按照法家学说推行君主专制集权,打造强权国家才有可能统一各国,建立新的王朝。
 
  到了战国末期,面对日益壮大的儒家学派,法家和道家学说对儒家学说发起了猛烈攻击。韩非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的抨击尤为猛烈。
 
  首先,他认为,儒家学说泥古不化,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变化。在他看来,儒家继续坚持仁政、德政,无济于事,就好像守株待兔一样。
 
  其次,韩非认为儒家所说的尧舜之治,虚无缥缈,根本没有一定的准则。
 
  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道,孔子取法尧舜讲究仁义,墨子也取法尧舜,发扬尧舜的简朴精神,两者都号称学习尧舜,那么,到底谁是谁非?
 
  最后,韩非抨击了儒家的德政思想,他认为,人性本恶,要用严刑峻法让民众学会规矩,一味的仁德无法无助于国家治理。
 
  法家的抨击在战国时代可谓是字字珠玑,儒家学说确实不适合于战国的纷争之世。
 
  到了汉朝初期,道家学说开始接过接力棒,继续抨击儒家学说。
 
  如上所述,春秋战国乃至汉朝初期,统治者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一以贯之的官方学说,儒家在与诸多学说的竞争中并未占据绝对优势,这种劣势迫使儒家士人寻求转型。董仲舒的天人观就在这种背景中产生。
 
  在董仲舒之前,其实早就有儒家士人寻求转变,叔孙通就是顺应时变的士人代表。
 
  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待诏博士,在秦末动乱中,他先后为楚怀王、项羽、刘邦效力,他不拘泥于儒家传统学说,努力为儒家学说争取地位,叔孙通用自揭短板的方式赢得了刘邦的信任。
 
  此后,他征集鲁地儒生,重新制定了汉家礼仪制度。叔孙通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后世儒生迎合皇帝口味的典范。
 
  当然,也有不少儒家学者拒绝变革,固守传统。齐地的儒生辕固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辕固生是当时的《诗经》学大家被汉景帝征拜为博士,但是,辕固生并未主动改造儒家学说,迎合当朝统治者的需要,而是继续坚持儒家原教旨主义。
 
  董仲舒代表了第三条道路,即并非一味迎合帝王口味,也不固守传统,而是积极地改造儒学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董仲舒的天人观就此产生。
 
  董仲舒的天人观包含哪些内容呢?
 
  一是将传统的“天-王”理念改造为“天-王-民”天人观念。
 
  “天人观念”并非董仲舒独创的政治哲学,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萌芽了此类观念。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天人观核心是“上天”与“君主”,百姓在天人观中处于边缘地位。
 
  但是,到了董仲舒的理念中,百姓的地位大大提高,他加入了儒家的民本政治理念,认为上天与君主之间的感应受到君主治民政策的深刻影响。
 
  其次,董仲舒在君主专制日益发展的汉朝高举天人感应的旗帜,无疑是在努力制衡君主专制。
 
  董仲舒就曾经对汉武帝做出告诫,他说道,汉武帝时代的官员“广其田宅,博其产业”,与民争利,给老百姓带来了许多痛苦,这种行为可以收获一时的利益,但最终会使得民怨沸腾,失去上天庇佑。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改造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深远影响,其影响方面如下。
 
  一是将儒家学说的“证道”追求转变为“证权”追求。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讲究的是通过儒学治理国家,追求至高的“道德”境界,达到天下大治。
 
  但是,在董仲舒之后的儒家,就变成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儒家学者势必要服从于皇帝权力。汉宣帝召开的石渠阁会议、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看似是简单的儒家学说辩论,但其背后是皇权主导的思想改造替代了儒家自发的学术更新。
 
  换言之,儒家学说已经被完全框定在了皇权的范围之内。
 
  二是儒家的心性学说和制度学说的剥离。
 
  传统儒家学说讲究的是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的同步推进,但是,在董仲舒改造儒学后,两者已经不必同时达标,只要有利于国家统治,心性方面的追求就可以暂时搁置。
 
  正如《汉书》中记载了儒生贾山的话,他说道“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廷”。
 
  董仲舒改造了儒家中的许多观念,创造了新的天人感应学说,为汉武帝统治天下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案,使得儒家学说成为汉帝国官方学说,这一做法也将原本独立于皇权的儒家改造得屈服于皇权,成为西汉儒家政治哲学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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