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赋税征收政策的演变

　　清朝漕关制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各行其事”，不但每年的赋税不尽相同，就连赋税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道光年间，清朝采用的是与州、县官地丁分成制度类似的科举制度。在乾隆四年（1799）以前，海关采用三年比较的方法，以后则采用“计量制”，由此规定了海关的盈余，并把关税分成两个部分：正额和盈余。

　　道光10年（1830年），由于各地海关未能按时缴税，因此，清朝将缴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六成，另一部分是四成，如果缴税达不到六成，则各地海关除了要进行赔偿之外，还要接受处罚。此项规定因与边关司的前途与财政收益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但也对鸦片战争后边关司的开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江宁条约》与《通商章程》确立了清朝对各个口岸实行统一透明的关税制度，并对各个口岸的关税制度进行了规范。本来，各个省份和各个关隘的税收都是不同的，但是在开垦蛮夷的时候，这些税收就被打破了。

 

　　如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都要照原来的规定，照此执行。而对粤海关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使之与《协约》中所订的《协约》相一致，成为清廷最为关注的问题。《五口通商章程》是在道光二十三年6月中英签署的，中国签字国耆英在广州与程蟊采，祁填，文丰等人共同签署了一项重大文件。

 

　　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从英国到闽，浙，江苏向西方诸国收取的货物赋税，均从粤省收取，单以粤海口而定，赋税不免微薄，但若将五个关口加在一起，互为补充，则应比前几年略有盈余。”耆英等人明显坚信，五口的开放，对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来说，只是一个交易场所的改变，并不会对总贸易额及总收税产生多大的影响，反而有助益。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粤海关将中西通商的业务单独划分为五个口岸，并实行了税收制度的多样化。粤海关因其在地方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缴纳的税款约为全国总税款的1/4，其中，向户部、内务府缴纳的税款约为其所缴纳税款的1/3，向广东海关缴纳的税款约为其所缴纳税款的1/10。

 

　　粤海关垄断的税制结构一旦改变，对本就捉襟见肘的清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关税关系到国家利益，关系到未来发展的大环境中，此项折子力求不减关税，以维护粤关制，主要内容有：（1）在关税方面，因其它四个口岸的开放，会对粤海关税收产生一定的冲击，故耆英等人建议，如果粤海关税收降低，则以四个口岸来弥补，并在三年后重新决定。粤海关原有的支出项目将继续保持原状。

 

　　在海商方面，对国内商贾进行了严格的禁止，并禁止内陆省份的商品通过海运进行运输。它也是近代以来，使西洋商船大规模涉足沿海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3)依各国不得增税之规定，对其关税开支之政策作适当调整。

 

　　在以前的税收程序中，粤海关都会收取一定数量的费用，用以支付给内务府的各种开销，以及给书使的伙食费等特殊支出。“五口通商”以后，这种花销还没有消除，所以必须把原有的花销并入正常花销，由“外销”向“内销”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9月，也就是耆英等人在上一份报告中提到的“五口夷税”实施三年后，他们注意到，各地的赋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粤海关的赋税水平有了明显的变化，从道光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赋税水平达到了一百六十万两、二百四十四万两和二百八十九万两（赋税水平详情请参看表格三），而江海关赋税水平却出现了巨大的上升，三年赋税达到了四百一十万两、十七万两和四十八万两。

 

　　他们说：“一年来，诸国向大陆的贸易商品，仅有如此数目，而到广州者十到六到七，到上海则三到四。所以，三年的税收虽然多了一些，但这三年的税收，却是必须要道歉的。”待双方的交易情况确定之后，我们会在每一次出口的税收上，增加数十万两银子，其中应该包括的税收和剩余的数十万两，请大家斟酌决定，以便查证。”

 

　　可见，耆英等人明显地把外贸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并未认识到中西两国的贸易在被大国“叩门”之后还会继续增加；更不知道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将会替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第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他们仍然认为，粤海关的现行制度下，夷税收制仍然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