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确知鄂霍次克海的时间

　　《魏书·乌洛侯传》中曾有“完水”一词，表明北魏正是借助乌洛候，了解到了“完水”的行踪，并由此得到了鄂霍次克海是否存在的消息。这也就说明了，如果确定了乌洛侯进贡的日期，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北魏确实是在鄂霍次克海被占领的确切日期。

　　乌洛侯，又名乌罗布。《通典》说："乌罗浑国又叫"乌罗浑国"，但又说"又叫"乌护"，此言有误。"《唐会要》又称“后魏乌洛侯乌罗浑，今人称其为“乌罗”。

 

　　有关“乌洛侯”一词的记录，在《魏书》，《北史》，《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太平寰宇记》，《新唐书》中，都有零星的记录。然而，经张久和考证，“总体而言，《魏书》记录了最多的有关“乌洛候”的资料，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史籍，也是探讨“两宋”间“两宋史”的基础资料。

 

　　《通典》，《旧唐书》，《唐会要》，都在唐代前期新增了一批与“乌洛侯”相关的新的历史资料。关于乌洛侯的记录，在《北史》、《太平寰宇记》以及《新唐书》中，都以此为基础。

 

　　所以，关于“乌洛侯”的讨论，应当以《魏书》，《通典》，《旧唐书》，《唐会要》等为主要内容，而《北史》，《太平寰宇记》，《新唐书》等则可以作为补充。因此，对乌洛侯入朝的具体年代的研究，只有以《魏书》为依据才可考证。

 

　　乌洛侯是一个比较迟才出现的人物，关于他和中原朝廷关系的文献资料非常少。在历史文献中，他仅两次到过中原朝廷进贡。第一次接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大帝太平真君四年（443)3月，“壬戌，乌洛侯国出使入朝”，而唐代初期又有一次接触。

 

　　《唐会要》：“贞观六年（六百四十三），派遣使者来朝，”《唐会要》：“贞观六年，使者到。”这两次进宫，间隔了两百多年，在此期间，中原的政治格局，也经历了几次变化。

 

　　而嫩江之西，与中原不算太远，与中原的水路也比较便捷，但只有两次进贡，可见其实力还是比较薄弱，进贡中原的权利都掌握在各大部落手中，难以单独向中原进贡。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那就是安国四年确实是乌洛候的首次进贡。

 

　　而在《魏书》中，则对“乌洛侯朝贡”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本纪》和《乌洛侯传》的基础上，还有《礼志》中关于此次进贡的记载。“乌洛侯国，派使者前来，向陈北玄进贡。”《魏书》中三条均有记载，其原因在于此次进贡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而乌洛侯又提供了与其祖先相关的史料。

 

　　《史记》中记载："武帝四年前上京，曾在其西北，见魏先帝所居之地，有一座石殿，北有九十丈，东有四十丈，高七十丈。

 

　　武帝以中书侍郎李敞告之，刻祝文于石墙上，然后回朝。第一，乌洛侯国向北魏进贡，这里面明显带着一丝政治色彩。在来献祭的时候，乌洛侯国就对鲜卑的石室做过详细的丈量，每一间都有具体的长度和高度。

 

　　可见乌洛侯国在进贡前做了周密的筹备工作。其用意，大概就是由于乌罗侯国势弱，想要得到北魏的庇护，所以对“鲜卑”十分看重，想要借着“鲜卑”之力，与北魏拉近关系。

 

　　《魏先帝故地》的七个大字，其实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乌洛侯国认为盖仙窟是鲜卑的大殿。因为鲜卑人在最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文献记录。但乌洛侯却可以证实，而且北魏政府也认可了这一点，还派人去献祭，摹刻祝文。

 

　　这显示出了东北部落的延续性，地域记忆。第三，"房内有鬼神，人多拜佛"，可见伽仙窟是一个地方宗教活动的场所。上述三个结论，进一步说明鲜卑墓穴的发掘对于北魏王朝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从而使乌洛侯国成为北魏王朝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的国家。

 

　　当北魏对“鲜卑”的关注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对“鲜卑”的发现和发现“鲜卑”的人，也同样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不过，《魏书》中只有“太平真君四年”一次的记录，说明乌洛侯并未在此期间，或者说在此以前，并未在此期间上朝。

 

　　另有二百零九言的《魏书·乌洛侯传》。按其所包含的内容，可将其归纳为若干主要类别。一是乌洛侯所处的位置。“乌洛侯国，位于帝都岭以北，距代都四千五百多公里。”

 

　　二是乌洛侯地区的自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地下潮湿，多水，阴冷，百姓冬天在地里盖房子，夏天在地里放牧。猪多了，小麦也多了。”本文从其天然的生态环境出发，分析了其具有的游牧特征和与其相关的畜牧业和农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