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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革命生涯,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2022-09-13 08:58来源:通历史网
    今日的文章,是4月9日小编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网络讲座的文字整理版本(有删节)。
 
    那么呢,当年(1900年)的港督,名叫“卜力”(Henry Blake),他担心义和团运动如果失控的话,蔓延到华南,会影响英国人在两广地区的商业利益,所以,卜力写信给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他说,要介绍孙中山和李鸿章认识,大家联手,在两广地区搞独立,有趣的是:李鸿章没有严词拒绝。
孙中山
    对于卜力的提议,李鸿章为何没有严词拒绝呢?我们外人无法知道李鸿章心里怎么想,但是,当时义和团在京津闹的动静很大,北方局势不稳,八国联军即将入京,慈禧和光绪面临着三个结果:1、打赢。2、被杀。3、逃亡。
 
    李鸿章是绝顶聪明的人,他当然不会拒绝卜力,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李鸿章还默许他的部下刘学询,和孙中山洽谈。
 
    那么试问:李鸿章果真是要和孙中山联手,搞两广独立么?不一定。
 
    更可能的真相是:李鸿章的算盘,可能打得非常精:先把孙中山“钓”上来,如果慈禧和光绪没扛过义和团事件,死了,那么,不妨搞两广独立;如果慈禧和光绪不死,那么,李鸿章可以突然翻脸,抓捕孙中山,押送到北京,邀功请赏。
 
    这个推测,可能更为接近真相。
 
    然而,李鸿章固然是聪明绝顶,只是,他的对手孙中山,也是聪明绝顶的人,孙中山也绝对不是一个那么容易上钩的人。
 
    李鸿章有李鸿章的算盘。孙中山有孙中山的算盘。
 
    孙中山的算盘是:以“谋划两广独立”为由,和李鸿章洽谈,并以“需要活动经费”为由,先找李鸿章要10万元再说,要钱干什么?这是革命经费。
 
    孙中山是何等老练精明之人,他当然不会亲自去广州,面见李鸿章,万一有诈,那是自投罗网,所以呢,孙中山派谁去谈呢?派了日本同志宫崎滔天,还有另外两个日本浪人同志。
 
    1900年6月17日,两广总督府派来的汽艇,驶到香港水域,汽艇上有李鸿章的心腹刘学询的儿子、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铨等人,宫崎滔天等三名日本同志,作为孙中山的谈判代表,上了船,汽艇接到三名日本同志之后,掉头驶往广州。
 
    在省城广州,刘学询的府邸,宫崎滔天等人和刘学询用不太流利的英语,洽谈起“两广独立”,期间宫崎滔天提出:如果要合作的话,必须保证孙文先生的人身安全。刘学询答道:“中堂(李鸿章)大人说了,不但保证孙文先生的安全,而且,中堂大人还会奏请皇太后,赦免孙先生的过往!”
 
    宫崎滔天等日本人从刘学询的话里听出一股怪味,不理解他所谓“奏请皇太后”是什么意思,“两广独立”是“大逆不道”的事业,为何要“奏请皇太后”?三个日本人,听懵了。
 
    话不投机,宫崎滔天决定直奔主题,他对刘学询说,“两广独立运动”需要经费,所以,代表孙文向刘学询“贷款”10万元,所谓“贷款”,是当时的话术,其实就是要钱,刘学询倒也没有讨价还价,他答应:第二天先打一半,首期款5万元。
 
    于是,宫崎滔天带着日本同志,离开了广州。
 
    然而,孙中山先生联合李鸿章搞“两广独立”的方案,后续进展并不顺利,为何?因为不久之后,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并声明:只要清政府“痛改前非”,则无意推翻清政府。李鸿章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中止了和孙中山的密谈。
 
    我们在电影《辛亥革命》中,看到一个驼背的美国军事学家,醉心于支持孙中山闹革命,他的名字叫“Homer Lea”,汉名“荷马李”。历史上是否有这个人呢?
 
    不但有,而且,这人还真挺有趣的。
 
    荷马李和美国一些银行家有关系,在电影《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对荷马李说:“谢谢你帮助我的革命事业,但是,我没有钱雇得起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的真相,是刚好反过来的:Homer Lea(荷马李)恰恰是负责搞钱的那个人。
 
    早在1909年,荷马李就和另一个反清志士容闳商议过(那时荷马李还不认识孙中山),商议什么呢?商议由荷马李筹一笔巨款,在大清的西北某边疆地带,编练一支劲旅,出其不意地攻击北京,武装推翻清政府,荷马李给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起名叫“红龙计划”(The Red Dragon Scheme)。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荷马李负责游说美国的银行家,投资500万美元,回报是什么呢?回报是:推翻大清之后,这些美国银行家,在中国享有采矿、办铁路等优先权,作为丰厚回报。
 
    于是呢,荷马李找了当时美国的摩根集团,这个大财团很有名气,2022年的今天,仍然在运营,很多朋友都知道它,美国摩根集团,不料,当时的摩根集团,拒绝了荷马李。
 
    当时,容闳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他不想再参与这个“红龙计划”,于是,容闳写了介绍信,介绍荷马李和孙中山认识,于是,荷马李就和孙中山,在美国见了面,认识了。
 
    荷马李和孙中山认识之后,第一件事,自然还是谈“武装推翻清政府”,荷马李算是遇上知音了,因为孙中山也很喜欢干这事,于是呢,两人制定了一个武装攻击北京的计划,叫做“长堤计划”(The Long Beach PLan),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还成立了一家公司,孙中山任总裁,Homer Lea是总司令,还有一个美国人Charles Booth,负责军需事务。
 
    计划定好了之后,荷马李负责找钱,满腔热忱的荷马李,在美国几乎找遍了所有的银行家,从1909年底一直折腾到1910年秋,结果是处处碰壁,当年那些美国银行家,都不愿意投资“武装推翻清政府”这盘生意,其中,有美国银行家开门见山地告诉荷马李:“我愿意和世界上所有现成的政府做生意,但是,我不愿推翻一个政府,扶持一个新政府,然后再和那个新政府做生意,因为,真没那个必要。”
 
    那么又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历史上没有孙中山先生这个人,我们的历史会如何演化?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是这样的:时势和英雄,互相造就,但是说到底,本质上,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
 
    我们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但是,他的伟大,是时代的产物,事实上在清末时期,孙中山并非唯一的革命志士,在当时,除了孙中山在广东这一支革命党之外,在浙江,有陶成章的光复会,在湖南,有黄兴的华兴会,在香港,有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清军里,也有大量的革命团体,最典型的,就是武昌新军里面的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这些组织,都不是孙中山成立的,这些革命党人,也不是孙中山培养的,他们都是各自成长起来的,只是,他们都有同一个志向,那就是:推翻清政府。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孙中山,在清末年代,也有很多其他的革命党人,所以我们说,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
 
    为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不妨拿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来打个比方:
 
    例如我们说,虽然贝尔发明了电话,但是,即使没有贝尔,也会有其他人发明电话。同理,虽然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但是,即使没有爱迪生,也会有其他人发明电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电学、电磁学等基础学科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出现电话、电灯,那是必然结果,早晚的事。
 
    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任正非、马化腾是很优秀的企业家,但是说实在的,就算没有任正非,也会有“李正非”、“王正非”,就算没有马化腾,也会有“李化腾”、“冯化腾”,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工业化到一定程度、电子科技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一定会冒出这么一批人的。
 
    同理,当年德国就算没有希特勒,也会有“李特勒”、“朱特勒”,为何?因为当时德国人认为自从一战之后,德意志民族“被压迫了”,他们要“报仇”、要“复兴德意志”,在那个大趋势下,总是会冒出几个政治强人的。
 
    那么同理,历史上第一个走通丝绸之路的人,也不是没他不行,总有人能走通,为何?不是人选路,而是路选人。
 
    清朝到了末年,没有处理好满汉民族矛盾,朝廷财政遇到危机,且,清廷的内政不得民心,外交丧权辱国,国内很多人吃不饱饭,尤其在农村,加上庚子事变使朝廷威信丧尽,全国上下都希望大清亡,那么,它亡就是迟早的事。
 
    然而我们说,人其实是有可塑性的,孙中山虽然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对大清不满,可是尽管如此,暴力造反并不是唯一的路,在26岁的时候,孙中山曾经尝试进入大清体制、从体制内来改造它。
 
    1892年9月,那时,孙中山刚从香港华人西医学校毕业,在他的老师康德黎医生的带领下,孙中山和同学江英华一起,从香港来到广州。
 
    9月23日,英国驻广州领事,把孙中山、江英华两个人,带到当时的两广总督府,说给两广总督李瀚章推荐两个人才。
 
    李瀚章是谁?他就是李鸿章的哥哥,当时是两广总督。
 
    那么,英国驻广州领事为什么要给清政府“介绍人才”呢?这就谈到晚清的中英关系,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和英国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敌对,在1892年那会,两国关系其实大体上是和平的,英国人很乐意把自己培养的人才,往清政府输送,为何?因为英国人自己培养的人才,必然对英国是亲近的,清政府如果充斥了“亲英”的人才,那么清政府自然就变成一个“亲英”的政府,当时英国人是这样想的。
 
    孙中山和江英华,为什么是人才呢?当然是人才,他们懂西医,懂英语,可以加盟清军,做军医官,也可以作为外交人才培养,可是呢,在两广总督府的办公大堂,政府人员向孙中山甩出一张纸,叫他填写祖宗三代的履历,从孙中山看来,这是很官僚主义的行为,他很看不惯这个做派,当场拂袖而去,于是,这次进入清政府体制的尝试,就这样放弃了。
 
    后来呢,孙中山还写过一封信给李瀚章的弟弟李鸿章,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李鸿章书》,但是李鸿章没有回复,李鸿章为何不回复孙中山呢?
 
    其实,换位思考,李鸿章不回复孙中山是正常的,反过来说,李鸿章回复孙中山,那才是不正常的,为何这样说?因为当时中日两国为了朝鲜半岛问题,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地步,李鸿章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回复草民的来信,其次,从李鸿章的视角看,他麾下懂外语的人才有很多,平时找他走后门安排工作的人,也有很多,而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从李鸿章的视角看,不过就是一封求职信而已,他不回复是正常的,换了是读者你,你连信都不拆,直接丢弃,不是么?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孙中山闹革命,他总能募到款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钱,资助他武装推翻清政府呢?
 
    其实孙中山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市场”,孙中山年轻的时候,到处发表反对清政府的言论,于是他逐渐发现:有人愿意出钱买清政府死,而且他进一步发现:这个“市场”还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很早的时候,孙中山就发现:推翻清政府,是一个具备一定可行性的事,是大势所趋,因为清政府民心已经没了,很多人愿意出钱买它死,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能有闹革命的空间,我们说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么个道理。
 
    谁愿意出钱“买清政府死”呢?当时这类人,实在是太多了,比较知名的有:夏威夷华侨邓松盛、浙江富商张静江、越南华侨商人黄启祥、马来西亚富商陈耕基(陈璧君的父亲)、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美国洪门大佬司徒美堂等等,这些人,都愿意出钱资助孙中山、他们都愿意买清政府死,而且,这些还是特别出名的那部分,还有很多没那么出名的商人,都出钱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们的态度是:我讨厌清政府,我愿意出钱买它死,虽然我没有推翻清政府的胆量,但是,我愿意出钱资助你孙中山,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态度。
 
    我们可以发现,当年资助孙中山的华侨,以南洋、美国两地为大头,为什么呢?首先,孙中山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就被清政府通缉了,所以,他的筹款,自然是以境外为主,再者,南洋、美国这两个地方的华侨社会,天地会组织发达,反清复明思想较为普遍,所以,搞革命,筹款,有市场。
 
    不过,当时出钱资助革命的华侨,也不是每个都想着“买清政府死”,他们也有一部分,是为了牟利的,当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美国和南洋,为了筹款,他们印制了一些“革命债券”,例如说:购买10000元“革命债券”,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成立民国之后,连本带利,10倍的回报,所以,当时很多海外华侨,都买了这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债券,后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果然有一些债券大户,来到南京,要求兑付,那么兑付了没有呢?只有一小部分兑付了,大部分都没有兑付,为何?不是不愿意兑付,而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实在是没有钱。
 
    那么后来的民国政府,兑付了没有呢?因为民国政府很快就变成了袁世凯的政府,不是革命党的政府,袁世凯自然不会为革命党买单,不过,1934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安排兑付,只是,国民政府其实财政状况也一直很糟糕,所以,海外华侨的革命债务,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偿,很多华侨就把债券留在家中做纪念了。
 
    那么当年除了海外华侨资助孙中山之外,还有一个群体也支持孙中山,他们就是: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例如:犬养毅、梅屋庄吉、犬冢信太郎这些人,都是泛亚主义者。
 
    什么叫“泛亚主义”呢?
 
    所谓“泛亚主义”,是一种政治理想,它主张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东亚人应当团结起来,把白种人赶出东亚,具体来说,中日两个国家要联合起来,一起把白种人赶出东亚。在当年的日本,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主要是在野政治家、落魄浪人、有共同理想的富商等各类日本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黑龙会”,孙中山对他们说:我是提倡“大亚洲主义”的,我和你们有共同的理想,作为第一步,我要先推翻清政府,成立民国,然后,再和你们日本联合起来,这种话,日本人听起来非常悦耳,于是,孙中山就成了日本“泛亚主义者”的同志,于是,有那么一批日本人,也资助了他不少钱。
 
    黑龙会为何看得起孙中山?因为黑龙会他们当时,也是在野人士,他们也弱,孙中山不是单枪匹马,他有一定的会党人力资源,所以,两相联合,人多力量大,后来的“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其实就是在日本人的家里成立的。
 
    那么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大清驻伦敦公使馆的人,当街逮住,关进了公使馆里面,那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候。然而精彩的是:孙中山竟然说服了一个英国大妈,帮他送信求救。
 
    这大清使馆怎么会有英国大妈呢?当然有。英国驻北京使馆,搞清洁卫生的大妈是中国人,那么同理,大清驻伦敦使馆,聘请一个搞卫生的大妈,必然就是英国人。有趣的不是这个,有趣的是:孙中山竟然能够说服一个素不相识的英国大妈,帮他送信出去,要知道,大妈这样做,是要冒被解雇风险的。
 
    假设孙中山对英国大妈说:我叫孙文,是立志推翻大清的,大清迫害我,请你帮我送个信,大妈一定会说:关我屁事。英国人才不在乎你武装革命,推翻大清。孙中山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他对英国大妈是这样说的:我是中国(大清)的基督徒,大清迫害基督徒,他们要把我运回大清处死。那个英国大妈名叫“霍维太太”,她深受触动,为何呢?因为她自己也是基督徒,感同身受,看在上帝的份上,她感到有责任拯救这个可怜的教友,于是,霍维大妈就帮孙中山送了信。
 
    这事告诉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做事,真的很管用。
 
    于是呢,英国大妈就把孙中山的信,送了出去,送给谁呢?送给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他当时就在伦敦。
 
    由于不确定大妈是否把信送了出去,孙中山又给使馆一个叫“乔治科尔”的英国工作人员送了20英镑,叫他帮忙送信,并且允诺:救命之后,再给1000英镑,“乔治科尔”也帮了。
 
    那么果然,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就在门缝里看到了信,他大惊失色,立马到伦敦警局和外交部去投诉举报,说大清公使馆在咱伦敦的土地上逮捕人,违反了英国法律,也违反了国际公法,英国政府当然不会容忍这种事,立马出面交涉,大清公使馆不愿得罪英国政府,于是,就把孙中山释放了。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大清公使馆为何不在使馆内杀死孙中山?答案是这样的:首先,公使馆毕竟是伦敦的土地,在英国的境内杀人,法律风险、外交代价太大,其次,我们读历史要设身处地,在1896年的清朝的眼里,孙中山只是当年众多通缉犯之一,没有人能想到后来会有1911年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人能想到孙中山后来会成为民国的国父。所以从1896年的清政府看来,孙中山只是个通缉犯,也没那么可怕。
 
    那么在1912年初,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礼让给了袁世凯,有很多人说这事孙中山做得很伟大,高姿态,我们承认孙中山在这事件中,有大公无私的一面,但其实当时南京革命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钱打仗,没办法,只好在谈判的过程中,步步妥协,处处让步。
 
    在那期间,孙中山曾经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资助革命党和袁世凯的清军打下去,成功之后,民国可以把东三省“委托”给日本“管理”,但是,当时的日本没答应,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日本,是建制派当政,是稳健派当政,他们当时的路线是:追随欧美外交,搞国际协调,当时的日本,不是“泛亚主义者”当政,如果是“泛亚主义者”当政的话,日本会毫不犹豫地出钱支持孙中山。所以我们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根本原因还是没钱,是真没办法,只好作出这样的妥协。
 
    我们有很多历史爱好者一直在说:陈炯明当年提出的“联省自治”是正确的救国方针。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陈炯明说的“联省自治”,其实就是仿照美国的联邦制,而其实从理论上说,联邦制的国家容易分裂,容易爆发内战,当年美国的内战(南北战争)就是先例,后来的苏联也是联邦制,苏联解体也是一个例证,再说,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搞分封制,类似于联邦制,结果导致天下大乱,进入战国时代。
 
    须知,民国初年的军阀,根本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当时他们普遍信奉的是“穷则联省自治,达则统一中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当军阀自己的力量弱小的时候,高唱“联省自治”,一旦军阀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了,立马撕破“联省自治”的面具,直接动武,说要“统一中国”,当年的张作霖,就是一个典型:1922年张作霖失势,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三年之后,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打赢,得势,立马入关,控制北京的北洋政府,并且整兵备战,打出旗号,要统一中国。
 
    当年的张作霖如此,其实,其他地方的军阀,也是大同小异,你和一群这样的人讲“联省自治”,很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谈到宋教仁。有一些网友说,刺杀宋教仁这个案件,陈其美和孙中山有嫌疑,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其实不高,我们判断一件事有一个通用的窍门,那就是:结果谁受益,谁就有嫌疑。
 
    我们今天回头一看,宋教仁当年被杀,对孙中山、陈其美是不利的,但对袁世凯是有利的,为何这样说?因为宋教仁被杀的时候,孙中山人不在中国,他在日本,革命党在军事上毫无准备,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同志,在“要不要武装反抗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争吵了很久,最后导致了什么呢?最后导致了军事准备工作被耽误,进而导致在二次革命中失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对宋教仁被杀这事,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这就间接说明了:孙中山在宋教仁被杀一案中的嫌疑,很难成立。
 
    再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陈其美再一次流亡海外,并且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就结果来说,他们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如果说在“宋教仁案”中,孙中山有嫌疑,逻辑是很难说得通的。
 
    1894年的时候,正处于甲午战争期间,经梅屋庄吉介绍,孙中山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见了领事官员中川恒次郎,孙中山开门见山,对中川恒次郎说,我要武装推翻清政府,需要日本援助我25000支步枪、1000支手枪,当时中川恒次郎对孙中山说:我只负责贸易,不负责军政,但是我非常敬佩你。
 
    中川恒次郎好奇地问孙中山:作为革命党,你有多少的战友和同志?孙中山说:我有很多的“会党同志”,但是出于保密,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有多少人、人员在哪里,但,我能告诉你的是:只要我揭竿起义,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群起响应。
 
    中川恒次郎进一步问:如果你的武装起义在广州成功了,广西广东两省独立,谁来当总统?孙中山说:我一心只想推翻清政府,至于推翻之后,谁来当总统,我暂时还没想这个。
 
    孙中山走了之后,中川恒次郎写信向日本外务省汇报,他说:这个名叫孙文的人,勇气可嘉,但是,年仅28岁,年轻,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职(我)认为他的武装起义计划不靠谱。
 
    那么网上说,孙中山曾经拥有美国护照,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孙中山确实曾经拥有美国护照,但不是美国本土公民的护照,而是“美国夏威夷殖民地护照”,当时又称“疆省护照”,其实在当年的夏威夷,你只要自己宣个誓,找个当地人见证一下,就可以“证明”你在夏威夷出生,当年美国有“排华法案”,孙中山以大清国民身份入境美国,是不方便的,所以,孙中山手持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乘船从旧金山入境美国,但是由于事先被康有为的保皇党举报,美国移民官当场就把孙中山扣押了,盘问之后,关进了小木屋,孙中山通过一个送报纸的美国少年,送信给旧金山华侨领袖、洪门大佬伍盘照,还是用1896年在伦敦自救的那一招,这次又奏效,伍盘照接到信,酬谢了送信的美国报童,立马带上美国律师,到了旧金山码头,交保释金,把孙中山解救了出来,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孙中山为什么要加入洪门,因为当时洪门是海外华侨的互助组织,你是洪门的人,在外有难,洪门弟兄会救你,可如果你不是洪门的人,那就不一定出手救你了。
 
    那么到了1908年,孙中山的“美国疆省护照”过期了,当年他在泰国,他通过人际关系介绍,访问了美国驻泰国公使馆,要求美国使馆给他续发护照,当时孙中山作为“大清革命党”的名声已经广为人知,美国领事官员拿不定主意,写信询问美国国务院总部的意见,第二年美国总部回信驻泰领事馆,说:孙文这个人,虽然手持“美国疆省护照”,但是,他不但没有尽一个美国国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运动,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清)政府的领袖,而本(美国)政府和那个(清)政府存在友好关系,所以,拒发新护照。
 
    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孙中山就不再具有美国护照了。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身在美国的孙中山,接到了黄兴发来的电报,黄兴的电报开门见山,就是要钱,为什么?因为组织部队打仗,需要用到很多钱,没有钱,是绝对打不了仗的。
 
    然而,孙中山没有钱给黄兴汇款,但是,孙中山认为:革命军没有钱打仗,这是事实,但是,清政府同样也没钱打仗,因为清政府那几年,早就深陷财务危机,世所共知,所以,孙中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英国。
 
    为什么呢?
 
    因为早些时候,孙中山从报纸上得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即将贷一笔巨款给清政府,但是,手续尚未走完,孙中山很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喊停这笔巨额贷款。
 
    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知道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回中国,而是从美国乘船,去英国。
 
    在伦敦,孙中山通过西方朋友的介绍,见了四国银行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主要说了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清政府很快就会倒台,不会再有还债能力。
 
    第二个意思:请四国银行团立即停止向清政府发放贷款,因为这笔贷款,政治风险很大。
 
    第三个意思:如果四国银行团执迷不悟、坚持发放贷款,那么,大清倒台、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拒不认账,绝不偿还。
 
    四国银行团听了之后,果然很快作出决定:暂缓向清政府发放贷款。
 
    这个动作,直接导致了大清没钱打仗。
 
    然而,我们实事求是地说,四国银行团暂缓贷款给清政府,孙中山的劝止,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时还有一个组织,也对四国银行团发出了劝止,它就是位于北京的“各国公使团”。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位于北京的“各国公使团”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统一了立场:既不帮助清政府,也不帮助革命党,两方不得罪,坐山观虎斗,最后谁胜出,列强就承认谁。
 
    与此同时,在英国,孙中山趁这个机会找英国外交大臣游说,求英国借一百万英镑给革命军打仗,孙中山允诺:推翻大清之后,将给予英国若干“优先权利”,英国外交大臣拒绝了。
 
    于是,孙中山又开口,向四国银行团借,四国银行团果然也是不肯借,然后,孙中山又从伦敦去了巴黎,找“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借,他们也不借,法国佬说:要等你民国政府实际成立了,我们才考虑借给你,现在你们正在打内战,我们不愿得罪任何一方。
 
    结果,孙中山在欧洲转悠了一圈,没有借到钱,于是,他坐船回到了中国,辗转到达南京。
 
    那么,孙中山在欧洲借不到钱,算不算白跑了呢?不算。尽管没有借到钱,孙中山在欧洲接受了大量记者的采访,无数次公开宣布:请所有国家不要借钱给清政府打仗,否则,将来民国成立之后,一分钱都不承认。孙中山的言论,在欧洲经由大量的报纸刊发,结果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借钱给清政府,可以说,孙中山的欧洲之行和他的努力,是有一定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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