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攸只是加速了袁绍败亡的进程。或者说有没有许攸,袁绍都很难获胜。这个论点要说的重点不在许攸,而在当时两军主帅曹操和袁绍各方面的对比,包括政治远见,军事能力等,可以说袁绍完败,其落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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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袁绍的政治短见。
袁绍在对待汉献帝的问题上,没有符合或者说是迎合当时各路诸侯“勤王”的共识,公元190年,袁绍曾谋划推举幽州牧刘虞为帝,遭到了曹操等人的反对,刘虞本人也坚决不干。
这种举动无疑是在告诉世人,其无非也是像董卓一样,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汉献帝的不忠,昭然若揭。话说你们各诸侯组成盟军至少明面上的目的是去解救汉献帝的,人汉献帝才是正统,你说你要另立皇帝,还怎么谋取人心,此为其一。
然后在吕布杀掉董卓后,汉献帝出逃后,一路东向京洛逃离,其幕僚就建议袁绍利用这个机会勤王,迎护汉献帝,减毒邺城,以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讨伐不听王命的人。
这本来是彰显袁绍政治资本的大好事,可是袁绍听不进去,白白丧失了高举政治旗帜的机会,拱手把机会让给了曹操。后来看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眼馋了,竟然想让曹操将天子迁都鄄城,方便靠近自己获得好处,被曹操断然拒绝了。
还有就是袁绍妄想称帝的事情,暗中授意主簿耿苞,密劝自己登基,又把耿苞说的话拿来征求手下的意见,结果遭到部下的一致反对。
袁绍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把耿苞杀了给自己脱罪。为人主帅,这样的做法,怎能不让那些真正支持他的人寒心。
这些足以将袁绍的弱点和错误暴露无遗,缺乏政治头脑,目光短浅,是他最大的政治短板。
袁绍家族作为东汉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在一系列的政治事变中,没有看到他的忠诚,反而投机取巧,短视自私,一些愚蠢的做法极大的削弱了其政治号召力和公信力。荀彧,郭嘉的离开与其脱不了干系,此消彼长,不输才怪。
2、官渡之战时,袁绍和曹操的实力对比
这里说的实力,并不仅仅指军队数量的多少,通常一场战争的胜利,其影响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资治通鉴》中有所描述,在官渡大战前,有许多人还是看好曹操的,诸如南阳张绣谋士贾诩,凉州牧韦端的幕僚杨阜,荆州牧刘表的幕僚韩嵩等。大多都认为曹操有政治优势,且其善于用兵,身边有很多贤才俊杰辅佐,反观袁绍宽而不断,谋而少决。
荀彧对双方大战之前的评价比较有意思:“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次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尔,可一战而禽也”。大体就是袁绍兵虽然多,但是部署调度不高明,其下属互相势不相容,总言而之很乱。
袁绍自身这样的情况,再多的兵马也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相对来说,其占据的兵力优势已经被抵消了七七八八了。
3、曹操用兵要远强于袁绍
袁绍用兵不如曹操,最重要的表现是对于战争时机,事宜的把握。“多谋少决,失在事后”。
时机上,袁绍与公孙瓒打了近十年的仗,勉强取胜后,就要去攻打曹操。沮授建议说时机不对,必须要找到一个进攻曹操的政治理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可以采取长远经营,以逸待劳的策略。否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举师南攻,师出无名,于义有违。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分解了沮授的兵权。
在具体事情上,公元200年,当时曹操正要讨伐占据徐州的刘备,田丰就建议举军袭其后,可一举击破曹操,但是袁绍竟然以小儿子生病需要照顾为由放弃进攻的机会,简直不可思议。
官渡大战开始后,乌巢是袁绍的屯粮重地,生死咽喉。当发现曹操亲自袭击乌巢时,袁绍不听张郃,高览的意见,紧急调遣重兵救护自己的命门,却听从郭图的谬计攻打曹营。结果,乌巢被烧,军心溃败,曹营也没有攻打下来,用兵缓急全然无知,正应了“兵多而分画不明”。
袁绍用兵不如曹操还体现在用人上,他重用那些有匹夫之勇,而无统御之才的将领,诸如颜良、文丑、淳于琼等。
其运筹帷幄的谋士,除荀彧、郭嘉先后离去外,田丰、沮授的正确建议他都听不进去。掌管内务的审配、逢纪专断自恣,郭图嫉贤妒能,他们互相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最后逼走许攸,完全如荀彧所料“势不相容,必生内变”。
以上种种,作为主帅的袁绍听断不明,心胸狭窄,是其内部冲突,争权夺利的根本原因。
袁绍政治野心大,操作的智谋却不够,表面威武,内心忌刻,没有统一内部意见的足够权威,兵虽然多,但不善于用兵,将士骄横而政令矛盾。
所以,袁绍的失败是有迹可循的,即使没有许攸,袁绍败亡的结局都是注定的。许攸的叛走只是加速了袁绍的失败,主帅是这个样子,再好的谋士,再好的计策,再多的兵士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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